司隶校尉崔林说：“查考《周礼》中的考课之法，条文已经很完备了。自周康王以后，考课之法就衰微了，这说明考课之法能否实行取决于人。到了汉末，其失误难道在于佐吏职责规定不严密吗！如今战事频繁，有时仓促增减，本来难以统一标准。况且万目不张，举其纲（网眼不张开，提起网的总绳）；众毛不整，振其领（皮毛不整齐，提起衣领）。皋陶在虞舜手下做官，伊尹在商朝为臣，不仁的人自然远去。如果大臣能胜任其职，成为百官表率，那么谁还敢不严肃认真，何必要考课呢！”黄门侍郎杜恕说：“通过实际工作考察能力，三次考核决定升降，确实是帝王的盛制。然而经历六代（唐、虞、夏、商、周、汉）而考绩之法没有显着记载，经过七圣（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课试之文没有流传，臣确实认为其法可大致依据，其详则难以尽举。俗话说‘世上有乱人而无乱法’，如果法令可以专任，那么唐尧、虞舜就不需要后稷、契的辅佐，商朝、周朝也不会看重伊尹、吕尚的辅佐了。如今奏请考功（考核功绩）的人，陈述周朝、汉代的说法做法，补充京房（汉代人）考课的本意，可以说是通晓考课的要点了。但对于崇尚谦让的风气，建立人才济济的治世，臣认为还不够完善。那些想让州郡考核士人，必须经过四科（儒学、文史、孝悌、从政），都有实际成效，然后察举，在公府考试，担任县令长，再根据政绩升补郡守，或者就增加俸禄赏赐爵位，这是考课最紧要的任务。臣认为应当让提建议的人显身扬名，采纳其建议，让他们详细制定考核州郡的办法，法规完备后推行，设立必信的奖赏，施行必行的惩罚。至于公卿及宫内大臣，也应当都依据他们的职务进行考核。古代的三公，坐而论道（讨论治国大政）；宫内大臣，进谏弥补过失，善无不记，过无不举。况且天下极大，政务极多，实在不是一个人的明智所能遍照；所以君主是元首，臣子是股肱，说明他们本是一体，相互依存才能成功。因此古人说廊庙（朝廷）的栋梁，不是一棵树的枝条；帝王的大业，不是一个士人的谋略。由此说来，哪有大臣守着职位办好了考核，就能达到天下太平的呢！如果让他们容身保位，没有放逐退职的罪责，而竭尽公忠，却处于被怀疑的境地，公义不能施行而私下议论成为欲望，即使孔子来主持考核，也不能完全发挥一个人的才能，又何况世俗之人呢！”司空掾北地人傅嘏说：“设置官职分担职责，治理百姓处理事务，这是立国的根本。依照官职名位考察实际功效，纠正激励以成规范，这是治国的末节。根本大纲未立而制定考核末节的规程，国家大略不推崇而把考课放在首位，恐怕不足以区分贤愚，明辨优劣之理。”议论了很久不能决定，考课法最终没能实行。
臣司马光评论说：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优先的；而识别人才的办法，连圣贤也感到困难。所以通过诋毁或赞誉来求取，则爱憎竞相涌现而善恶混淆；通过政绩来考核，则巧诈横生而真假难辨。总之，其根本在于至公至明罢了。居上位者至公至明，那么属下有才能与否就会清清楚楚地反映在眼中，无所遁形了。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课之法，恰恰足以成为徇私欺骗的工具。为什么这样说？公正明察，是内心；功绩表现，是外表。自己的内心不能治理好，却要考察别人的外表，不也很难吗！居上位者，如果真能不因亲疏贵贱而改变心意，不因喜怒好恶而淆乱意志，想了解精通经学的人，就看他是否博闻强记，讲解精通，这就是善于治经了；想了解善于断案的人，就看他能否穷尽案情真伪，没有冤屈，这就是善于治狱了；想了解善于理财的人，就看他仓库是否充实，百姓是否富足，这就是善于理财了；想了解善于治兵的人，就看他能否战胜攻取，敌人畏惧降服，这就是善于治兵了。至于文武百官，莫不如此。虽然征询别人的意见但决断在于自己，虽然考察外在表现但明察在于内心，研究核实其实际而斟酌取舍，极其精妙细微，不可言传，不可书载，怎么能预先制定法规而全部委托给有关部门呢！
有人因为是亲近或权贵，即使无能也任职；有人因为疏远或贫贱，虽有德才却被遗弃；对所喜欢所欣赏的人，败坏官纪也不罢免；对所恼怒所厌恶的人，立了功也不录用；向人征询意见，则诋毁赞誉各半而不能决断；考察政绩，则文书具备而实际空虚而不能明察。即使再制定好的法令，增加条目，谨慎地处理文书档案，又怎能得到真实情况呢！
有人说：君主的治理，大的如天下，小的如一国，内外官员成千上万，考察升降，怎能不委托有关部门而独自承担呢？回答说：不是这个意思。凡是居上位者，不仅是君主而已。太守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