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之上，刺史在一州之上，九卿在属官之上，三公在百官之上，都用这种办法（至公至明）考察升降属下的人，作为君主也用这种办法考察升降公卿、刺史、太守，有什么烦劳的呢！有人说：考绩之法，是唐尧、虞舜所创，京房、刘邵加以阐述修订而已，怎能废除呢？回答说：唐尧、虞舜时的官吏，他们居官时间长久，他们受任职责专一，他们制定的法规宽缓，他们要求取得成效的期限长远。所以鲧治水，九年没有成功，然后才治他的罪；禹治水，九州统一，四方安居，然后才奖赏他的功劳；不像京房、刘邵的办法，考核官员米盐琐碎的政绩，要求他们取得旦夕之间的成效。事物本来就有名称相同而实质不同的，不可不明察。考绩之法并非可以在唐尧、虞舜时代实行而不能在汉朝、魏朝实行，是由于京房、刘邵没有抓住根本而只追求细枝末节的缘故。

    当初，右仆射卫臻主持选拔举荐，中护军蒋济写信给卫臻说：“汉高祖（刘邦）提拔逃亡的俘虏（韩信）为上将，周武王（姬发）提拔渔夫（吕尚，姜太公）为太师，平民奴仆，可以登上王公高位，何必拘守条文，先考试而后任用呢！”卫臻说：“不对。你想把牧野之战（周灭商）等同于周成王、康王时代（太平世），把斩白蛇起义（汉高祖）比喻为汉文帝、景帝时代（治世），喜好不合常规的举动，开启选拔奇才的途径，将使天下人奔走竞争起来！”卢毓评论人物和选拔人才，都先考察品行而后谈才干。黄门郎冯翊人李丰曾以此问卢毓，卢毓说：“才能是用来行善的，所以大才能成大善，小才能成小善。如今称赞某人有才能而不能行善，这种才能是不合用的（不中器）！”李丰佩服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