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明！”张瑶不悦道，“圣君临朝，自能选贤任能，革除弊政。只要朝中皆是忠贞之士，何愁天下不治？”
潘浒听到“忠贞之士”四个字，心里冷笑。他想起了魏忠贤说的那些话，也想起了史书上的那些记载——
“熊廷弼经略辽东时，彼辈以‘糜饷怯战’劾之；袁崇焕守宁远，复以‘擅杀跋扈’攻讦。六部堂官为争科道言路，竟可弃八百里加急军报于值房三日不拆。更为可笑者，彼等终日以‘恢复井田、三代之治’相诟，然九边士卒褴褛嚼雪之日，苏州文庙正办千人雅集，诗题偏作《咏边塞霜天》。”
“此辈最堪哂处，乃以圣贤为戈矛，孔孟作藩篱。朱门悬‘存天理’匾，袖藏灭人欲契；每哭谏‘天子毋与民争利’，实则暗夺兆民膏血。松江徐氏田畴接云，苏州申氏库藏敌国，无锡东林诸姓，孰非阡陌纵横、画栋掩月者？”
“夜泊秦淮，拥艳浮白，美名曰‘雅士风流’。所谓‘秦淮八艳’者，不过金箔塑艳骨，银浪浮虚名。使移时易世，岂非铜臭染就的勾栏招牌？”
这些人，和后世那些嘴上喊着主义、心里全是生意的伪君子，有什么分别？
潘浒的神色变化被张瑶看在眼里。这位老书生冷静下来，试探地问：“慕明似乎……有话要说？”
“没有。”潘浒笑了笑，有些敷衍，“我一介海外归来的商贾，能有什么见解。天游兄多虑了。”
“此处只你我二人。”张瑶正色拱手，“慕明若真有高见，不妨直言。你我相交三载，难道还信不过张某？”
潘浒沉默了。他该怎么说？难道告诉张瑶，你寄予厚望的崇祯皇帝，会在十七年后吊死煤山？告诉你崇拜的东林诸公，多数只会空谈误国？告诉你大明的病不在阉党，而在整个士绅集团、在地主乡绅、在僵化的体制？
他不能。这些话一旦说出口，张瑶要么以为他疯了，要么认为他心怀不轨。
“天游兄——”潘浒终于开口，字斟句酌，“余窃观大明今日之困厄，非一人之咎，亦非众僚之失。实乃百年积弊，制度之疾也。纵有圣主临朝，于沉疴痼疾处，恐亦力有不逮。”
他顿了顿，又说：“譬如大明田赋之征，十之七八负于黔首，而世家巨室、缙绅豪右多享优免。赋制不改，国库何以充盈？边军粮饷安得保障？辽东烽火，实燃于钱粮。苟无钱粮，纵有孙吴复起、武穆再生，其势亦难为继”
张瑶皱眉：“慕明是说……要加税？”
潘浒正色道：“然非加征，乃求赋税至公也。今当清丈寰宇田亩，计亩征银，虽缙绅亦不可免。复开征商税，三十取一不为苛矣。更须整饬盐政漕运，汰冗官冗兵……岁入可增数百万金。资用既足，则新军可练，火器可铸，九边可固。建州宵小，流窜草寇，又何足道哉？”
张瑶听得目瞪口呆，半晌才道：“慕明此言，乃欲使天下士绅尽为仇雠乎？官绅同科，自太祖开国二百年来，安有此制！士人免赋，乃朝廷养士之恩典，安可轻废……”
潘浒举杯饮尽残茶，一簇失望之色在眼底一闪即逝：“虽圣天子在位，犹有难为。天游兄，今日所言……皆作醉语可也。”
书房里安静下来。只有炭火在盆里噼啪作响。
张瑶的脸色从激动到困惑，再到茫然。他张了张嘴，想反驳，却不知从何驳起。潘浒说的每一条，似乎都有道理，可每一条，都触犯了读书人、士绅集团的根本利益。
良久，潘浒起身，拱了拱手。
张瑶失神，竟然忘了送客。
潘浒知道许多事情，根本无法与这等还保持着文人底线的清正之人讲述。
当今如能在即位之初便拥有此后是十七年的经历与认知，变得心狠手辣不要脸，或许真的能够推行一些改革——建新军、重掌军权，厂卫大换血、重行监视百官之责，强推商税，重开海禁，清查田亩隐户。以新军保改革，以改革强经济，以经济丰财政，进而扩军备战。如此坚持不懈，流寇根本起不来，洪台吉为首的建奴八旗怕是得向北逃得远远的。
但历史没有如果。
从崇祯元年到崇祯十七年，今上落错子太多——他没有机会悔棋，更没有人告诉他正确答案。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皇帝，国破之时，选择与国共亡。
这份刚烈，潘浒是敬佩的。但也仅仅是敬佩而已。
潘浒没有在城内多作逗留，拜会几位关系不错的官员、商贾后，便返回潘庄。
午饭过后，一支车队悄悄停在潘府侧门。
领头的是乔老大，潘家庄民事总管事乔福的长子，乔兴国。这人四十出头，早年考过童生，屡试不第，转而学做生意，如今是潘浒府上的内掌柜，管着大小账目和采办事宜。
“老爷，东西都运到了。”乔兴国递上一本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