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的外交温和细腻，对内的政策却强硬果决。
十一月中旬的堪培拉，阳光明媚，但各大报摊的气氛却异常压抑。
所有的报纸，无论是激进的《公报》还是保守的《澳洲先驱报》，今天的头版都被几张巨大的照片占据了。
那是随军观察团从巴尔干战场发回的独家照片。
虽然经过了新闻审查，去掉了过于血腥的画面，但剩下的内容依然足以让在这个安乐窝里长大的澳洲人感到脊背发凉：
第一张：保加利亚军队攻占土耳其要塞后的惨状。尸体堆积，那些死去的年轻士兵脸上还凝固着惊恐。
第二张：一排被奥斯曼非正规军屠杀的平民，倒在燃烧的村庄前。
第三张，也是尤其令人不安的一张：一名并没有明显外伤的士兵，因为严重的战壕足感染，双腿发黑，在没有任何麻醉的情况下被锯掉，旁边是一盆血水。
这种直接的恐惧宣传，打破了澳洲民众“战争离我们很远”的幻想。
悉尼海德公园，市民们围着报纸议论纷纷。
“上帝啊，太惨了。”一位带着孩子的母亲捂住嘴，“那个被锯腿的孩子看起来只有十八岁。”
“听说土耳其人根本没有抵抗之力，因为他们没有好枪，也没有训练。”一位退伍老兵抱怨道，“如果有一天敌人打过来，我们的年轻人能顶得住吗？他们只会踢橄榄球！”
恐惧在蔓延。
十一月二十日，联邦议会大厦。
一场辩论正在进行，议会厅里气氛十分紧张。
国防部长乔治·皮尔斯站在讲台上，手里挥舞着厚厚的《1912国防法修正案》。
“……我们要求实施全民义务军事训练制度！”皮尔斯的声音因为激动而嘶哑，“凡是年满18周岁至25周岁的联邦男性公民，无论贫富，无论职业，必须接受为期6个月的全脱产军事训练，并在之后转入预备役！”
“这不可能！”反对党领袖约瑟夫·库克拍案而起，“这是变相的征兵！这是对公民自由的践踏！而且，让几万名年轻劳动力脱产半年，我们的农场谁来种？工厂谁来开？这会拖垮经济！”
“是啊，自由。”一位工党议员也站起来反对，“我们逃离欧洲就是为了躲避那种普鲁士式的军国主义。现在我们要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兵营受苦吗？”
议会厅里吵成了一团。尽管亚瑟在此前做了很多铺垫，但强制兵役这种触及每个家庭核心利益的法案，依然面临巨大的阻力。
这时，亚瑟一身戎装，没有带任何随从，独自一人走了进来。他径直走上演讲台，皮尔斯自觉的退到一边。
亚瑟没有看那些议员，而是把目光投向了二楼的旁听席——那里坐着几十名被特意邀请来的母亲和青年代表。
“我看过你们手里的提案。”亚瑟开口了，声音不大，却有着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有人说，这是征兵，这是剥夺自由。”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从巴尔干带回来的照片，那是那个被锯掉双腿的士兵。
“告诉我，当这个年轻人在烂泥里因为不懂得怎么保护自己的脚而失去双腿时，他有自由吗？当那些被屠杀的村民面对敌人的刺刀而不会扣动扳机时，他们有自由吗？”
亚瑟举起照片，面对全场。
“先生们，自由不是凭空得来的，它需要力量来保卫。”
“我并没有要求他们去海外作战——至少现在没有。”亚瑟解释道，“这项法案叫本土防卫训练计划。我不是要把你们的儿子送去当炮灰，我是要教他们怎么活下去！”
他转向那些母亲们，语气变得柔和而诚恳。
“在这六个月里，国家会负责他们的食宿。他们每天有牛奶、牛肉和鸡蛋。他们会学会使用无线电，如何修汽车，如何急救包扎，如何在野外生存。这些技能，即便不作为一名士兵，也是一笔财富。”
“当他们从兵营回来时，他们会更强壮，更守纪律，更懂得什么是责任。这难道不是一个母亲想看到的吗？”
现场一阵骚动。那些原本担心的母亲们开始交头接耳，似乎觉得这不仅不是坏事，反而是个机会。
“我不强求你们投票。但在按下按钮之前，请看着这张照片。然后问问自己，你希望你的儿子成为照片里的人，还是成为拿着枪保护家人的那个人。”
寂静之后，是如雷般的掌声。首先是旁听席，然后是执政党席位，最后连反对党的议员们也开始默默点头。
当天下午，表决结果出炉：《1912国防法修正案》以多数通过。
这不是为了侵略，而是为了不被屠杀。亚瑟利用了人们的恐惧和母爱，将一项军事化法案，包装成了生存教育，让这个年轻的国家接受了它。
十一月的最后一天，维多利亚州，普克布尼亚尔训练基地。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