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面漾开一圈红色。
很快被浪打散。
上午八时四十分，第一批登陆部队占领滩头。
赵毅踩着珊瑚砂上岸时，脚下传来细碎的咔嚓声。
“赵中尉！右侧碉堡，九点钟方向！”有人在喊。
三十米外，混凝土永备工事的射孔还在喷吐火舌。
m1895柯尔特机枪，以“土豆挖掘机”的绰号闻名，因为它的闭锁机构在射击时会画出一个大弧形，像农人挖土豆的锄头。
此刻那弧形轨迹里没有土豆，只有每分钟四百发射速下持续不断的死亡。
三名陆战队员倒在碉堡前方十五米处。
第一个脸朝下，右手还握着m1903春田步枪，枪托浸在血泊里，木质纹理被染成深褐色。
第二个仰面躺着，钢盔滚落，露出花白的鬓角，他至少四十五岁，是那种为了抚恤金把年龄谎报年轻十岁的老兵。
第三个只有一条腿。
另一条腿在三米外。
脚还穿着军靴，靴带系得很紧。
赵毅愤怒的冲了过去。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愤怒，为那个花白鬓角的老兵把一生最后的力气用在爬向无人之境，为那条穿着系紧靴带的腿和身体相距三米却再也无法并拢。
他摸到腰间的手榴弹。
两枚，出发前军械库发的，标准德制m1904式，铸铁弹体，黄色炸药，延迟引信四秒半。
赵毅从不携带手榴弹，作为飞行员，他的武器是机炮和炸弹，是三百节俯冲时的死亡抛物线。
今天他带了。
他拔掉保险销。
“赵中尉，十一点方向也有射孔！”有士兵又喊着。
一。二。三。
四秒半的延迟里他跑了七步。
手榴弹从射孔塞进去的瞬间，他转身，卧倒，抱住头。
爆炸闷在混凝土壳里，像巨人的心脏在胸腔深处破裂。
硝烟从射孔涌出时是白色的，然后变灰，然后变黑。
赵毅爬起来，冲进碉堡。
里面没有活人。
倒着四个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最年轻的看起来不到十八岁，金发，雀斑，手指还扣在扳机护圈里。
他的左胸口袋插着一支钢笔，笔帽刻着“芝加哥世博会·1893”。
那是十二年前。
士兵十二岁时，这支钢笔跟随它的主人参观了芝加哥哥伦布纪念博览会，见证了“白色之城”的电灯海洋，也许还在某个展台试写过自己的名字。
此刻钢笔插在尸体的胸口，笔尖朝上，像准备签署一封永远不会寄出的家信。
美军指挥官理查德·怀特中校站在被炸毁的机库门前。
他的制服很整洁，熨烫线笔直，皮鞋擦得能映出残阳。
唯一不整的是左手，无名指和小指包着渗血的绷带，弹片削去了半截指甲。
他把投降书放在弹药箱上，用右手签字。
赵毅站在五米外。
他看见怀特签字时没有颤抖。
怀特四十六岁，西点军校1882届毕业生，参加过美西战争，在圣胡安山与泰迪·罗斯福的义勇骑兵并肩冲锋。
三十四年军旅生涯，此刻用一支从华夏军官手里接过的钢笔，写下自己军人生涯的最后一行字。
“1906年7月5日，中途岛东岛守备部队，无条件投降。”
怀特放下笔，抬起头。
他看着赵毅，看着他左眼渗出的新鲜血迹，刚才碉堡爆炸时，冲击波撕裂了旧伤口的缝合线。
“你是飞行员。”怀特说的是英语，带有新英格兰地区特有的卷舌音。
“1903年南海夜战，我的侄子死在‘宾夕法尼亚’号上。
他生前最后一封信说，华夏人的飞机像蝗虫，遮天蔽日。”
“他说得不对。”赵毅纠正。
“哪里不对？”
“不是蝗虫。”赵毅的英语很慢，每个词都像在舌根磨过，“蝗虫吃庄稼，我们只杀军队。”
怀特笑了，不是轻蔑，不是苦涩，只是某种疲倦的、了然的平静微笑。
“年轻人，军队也是庄稼长的。”
他没有解释这句话。
赵毅也没有追问。
他只是看着怀特被两名华夏海军陆战队员押走。
那支签过投降书的钢笔还放在弹药箱上，笔帽没有盖，笔尖在太平洋的晚风中慢慢干涸。
工程兵在跑道上忙碌。
履带式推土机铲平弹坑，压路机反复碾压碎石填充层，钢制穿孔板一块块铺设在最急需的区域。
探照灯把整个工地照得亮如白昼，每个人的影子都被拖得很长，在地面爬行、交错、重叠。
林水生被分配在临时救护站协助搬运伤员。
他抬第一副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