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反对！”立刻有人反驳。
站起来的是杨度，一个三十岁的湖南才子，曾留学日本，信奉“君主立宪救国论”。
“几道先生此言差矣！”杨度语速很快。
“英国宪政是几百年自然演化而成，中国哪有这个时间？
日本模式最适合，天皇统而不治，实权在内阁。
天皇作为国家象征，能凝聚民心。
中国也需要一个象征，那就是皇帝！”
“皇帝？哪个皇帝？”有人冷笑。
汪康年，上海《时务报》主编，激进的维新派。
“难道继续拥立一个皇帝，那和现在有什么区别？
摄政王现在是实际统治者，立宪后，他的权力如何安排？
是学德国，皇帝（摄政王）掌实权？
还是学英国，权力归议会？”
这个问题，问到了最核心处。
全场寂静。
康有为额角冒汗，不敢轻易回答，无论怎么答，都可能得罪一方。
这时，一个声音响起：
“王爷自己说过：立宪之后，他会还政于民。”
说话的是谭嗣同。
这位三十三岁的湖南维新志士，特意从湖南赶来。
他穿着朴素的长衫，面容清瘦，眼神明亮。
“谭兄何出此言？”杨度问。
“我与王爷深谈过。”谭嗣同站起身，走到圆桌前。
“王爷说：他这一生，只为做三件事。
第一，打败外敌，收复失地。
第二，推行宪政，建立现代国家。
第三……功成身退，还政于民。”
谭嗣同环视众人：
“王爷说，他不想做皇帝，也不想做终身独裁者。
他要的是一个制度，一个能正常运转的制度。
我提议：在宪法中明确‘摄政王过渡期’条款。
比如，立宪后五年或十年，摄政王逐步移交权力，最终形成稳定的君主立宪政体。”
这个提议，石破天惊。
康有为都惊呆了：“复生兄，这……这是王爷亲口说的？”
“是。”谭嗣同郑重点头。
“王爷说如果他不肯放权，那今天的改革就没有意义，只是换了一个独裁者而已。”
会议室里炸开了锅。
“王爷真有如此胸怀？”
“不可能吧？到手的权力谁肯放？”
“谭嗣同不像说谎……”
议论纷纷中，严复拍案而起：“好！若真如此，中国有救矣！
我提议：宪法草案第一条就写‘大清为君主立宪国，主权在民，君权民授’！”
“我反对！”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
徐致靖，礼部侍郎，保守派代表。
“主权在民？那置君父于何地？
几千年来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现在说主权在民，这是要造反啊！”
“徐大人，”谭嗣同转身看着他。
“您读过《孟子》吗？
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那些‘君权神授’‘朕即国家’的说法，是后世曲解！”
“你……你强词夺理！”
“是您固步自封！”
其他人也加入战团，会议室里吵成一锅粥。
康有为拼命敲木槌：“肃静！肃静！一个个说！”
这就是中国第一次议会辩论的现实：热情有余，规则不足。
隔壁的乙组会议室，梁启超也遇到了麻烦。
乙组讨论“民权保障”，参会者多是知识分子、律师、记者。
梁启超的开场白很精彩：“诸位，什么是立宪的核心？
不是皇帝要不要，不是议会怎么选，是‘民权’二字。
宪法如果不能保障每个国民的基本权利，那就是一张废纸。”
他列举了应该保障的权利：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人身自由不受非法侵犯……
“还有一项最重要的，”梁启超强调。
“参政议政之权，国民应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必须逐步放开。”
“我反对！”立刻有人站起来。
劳乃宣，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学究，曾任职刑部，现在是法律顾问。
“卓如先生，您说的这些‘自由’，在西洋或许可行，在中国必生乱子！”
劳乃宣挥舞着手臂，神情激动。
“中国民智未开，愚夫愚妇居多。
让他们随便说话，随便办报纸，随便集会，那还得了？
必定诽谤朝廷，煽动民变！”
“那依劳先生之见？”梁启超皱眉。
“当有限制！”劳乃宣一副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