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洽派遣部将高翼率领五千精兵守卫襄邑（今河南睢县），李希烈攻破该城，高翼投水自尽。李希烈乘胜进攻宁陵（今河南宁陵），江淮地区大为震动。陈少游派参谋温述向李希烈表示归顺，说：“濠州、寿州、舒州、庐州等地，我已下令解除防备，收起兵器铠甲，静候您的指挥。”又派遣巡官赵诜到郓州结交李纳。
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宰相职衔）关播被免去宰相职务，改任刑部尚书。
朝廷任命给事中孔巢父为淄青宣慰使，国子祭酒董晋为河北宣慰使。
陆贽对皇帝（唐德宗）说：“如今天下盗贼（叛乱者）遍布，圣驾流离迁徙，陛下应当沉痛地主动承担过错，以此感动人心。从前，商汤因归罪于己而勃然兴起，楚昭王因善言善行而恢复国家。陛下如果能勇于改过，向天下人公开承认错误，让所颁布的诏书毫无避讳，臣虽愚钝，也定能尽力体察圣意、草拟诏书，或许能让那些离心叛逆之徒洗心革面，归顺朝廷。”皇帝同意了他的意见。因此，从奉天（今陕西乾县）发布的诏书，即使骄横的将领、强悍的士兵听了，也没有不感动流泪的。
有方术之士进言说：“国家正遭厄运，应当有所变更（如改年号、加尊号）来顺应时运。”群臣请求给皇帝再加一两个字的美称（尊号）。皇帝就此询问陆贽，陆贽上奏认为不可行，奏章大意说：“尊号的兴起，本非古代制度。在太平安泰时使用，已有损谦逊之德；在丧乱时期沿用，更伤害政体。”又说：“秦朝德行衰败，才将‘皇’与‘帝’合并，开始总称‘皇帝’；流传到后代，那些昏庸偏邪的君主，才有‘圣刘’、‘天元’之类的称号。由此可见，君主的轻重，不在于名称。削减尊号有谦逊、效法古制的美名，增加尊号则会招致自夸、接纳谄媚的讥讽。”还说：“如果一定要考量运数，必须有所变更，与其增加美称而失去人心，不如废除旧有的尊号来敬奉上天的告诫。”皇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只改了年号。
皇帝又将中书省起草的赦文给陆贽看，陆贽进言认为：“用言语去打动人心，能引起的感动已经很浅了，如果言语又不恳切，谁还会真心怀念！如今这份宣布恩德的诏书，悔过之意不能不深，引咎自责的言辞不能不详尽，要彻底洗刷过错，宣泄积郁，使人人各得其所，这样还有谁会不服从呢！应该改革的各项事宜，我已小心地另具文状一同呈上。除此以外，我还有所忧虑。我认为知道过错并不难，难在改正过错；说得好并不难，难在做得完美。假使赦文写得极其精妙，但只停留在‘知过’和‘言善’上，我还是希望陛下能进一步思考那更难的‘改过’和‘行善’。”皇帝同意了他的看法。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
春季，正月初一癸酉日，大赦天下，更改年号。诏书说：“要达到治世，兴起教化，必须推心置腹，忘掉自己，救助百姓，不惜改正过错。朕继承宏大基业，君临天下，却失守宗庙，流落于草野之中。不去追念遵循德政，过去的错误诚然已无法挽回；但深切反思过错，期望能在将来有所补救。现在明白宣示道理，以告天下。
“我（德宗自称）畏惧德行不能继承先人，不敢懈怠荒废，但由于生长在深宫之中，不熟悉治国要务，积久成习，易沉溺于安逸，居安忘危，不知农耕的艰难，不体恤征战的劳苦，恩泽未能下及百姓，民情不能上达天听，事情壅塞阻隔，人心猜疑隔阂。仍然不能反省自己，于是动用武力，向四方征调军队，千里转运粮饷，征用车辆马匹，远近骚动不安，出门的要带干粮，在家的人要送行，百姓劳苦不堪。有时一天之内多次交锋，有时连年不能脱下盔甲。祭祀祖先无人主持，家庭失去依靠，生死离散，怨气凝结，劳役不息，田地多荒废。严酷的政令急于征敛，疲惫的百姓被搜刮一空，辗转死于沟壑，离乡背井，城乡化为废墟，人烟断绝。上天在上谴责而朕不觉悟，百姓在下怨恨而朕不知道，逐渐导致祸乱，变乱起于都城，万物秩序混乱，宗庙为之震惊，上对不起列祖列宗，下对不起亿万百姓，痛心疾首，满面羞愧，罪责实在我一人。我长久地感到愧疚哀伤，如同坠入深渊。从今以后，朝廷内外所上奏章，不得再称‘圣神文武’的尊号。
“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都因有功勋旧，各自镇守藩镇，朕统御无方，导致他们疑惧；这都是由于在上者失道，在下者遭受灾祸，朕实在没有尽到君主的责任，他们这些人有什么罪过！应该将他们以及所管辖的将吏等，一律如同当初一样对待。
“朱滔虽因朱泚之事受牵连，路途遥远，必定不是同谋，顾念他旧日的功勋，务必宽大处理，如果能表示归顺，也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朱泚悖逆天理伦常，窃取帝王称号，残暴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