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疏中还说：“臣听说仲虺称颂商汤，不夸赞他没有过错，而是夸赞他能够改正过错；尹吉甫歌颂周宣王，不赞美他没有过失，而是赞美他能够弥补过失。可见圣贤的用意十分明确，只把改正过错看作是可贵的能力，不把没有过错当成值得推崇的事情。大概是人立身处世，必定会有过失差错，无论才智极高的人还是愚钝至极的人，都难以避免。有智慧的人改正过错，从而向好的方面发展；愚笨的人以犯错为耻，反而会一错再错。向好发展，德行就会日益完善；一错再错，恶行就会越积越多。”奏疏中又说：“谏官不能做到守密而自夸，确实算不上忠厚，但这对于陛下的圣德，本来也没有什么损害。陛下如果能够接纳劝谏、从善如流，那么这件事传扬出去，只会更加彰显陛下的美德；陛下如果拒绝劝谏、不肯采纳，又怎么能禁止别人传播呢！”
奏疏中还说：“浮夸而没有实际依据的言论，不必采纳；质朴而合乎道理的言论，不必拒绝。言辞笨拙但见效迅速的，未必是愚笨的见解；言辞动听但重利轻义的，未必是高明的主张。这些都需要用实际效果来检验，用长远的眼光来考量，取舍的标准没有别的，只看是否合乎道义。”奏疏中又说：“陛下所说的‘近来看到上奏议事的人，言论大多随声附和、道听途说’。臣私下认为，众人的议论，足以反映民情民意，其中必定有可以施行的内容，也有值得警惕的地方，恐怕不应该一概轻视侮辱，而不加以审视采纳。陛下还说‘试着加以盘问，马上就无言以对’，臣只觉得陛下虽然让他们无话可说，却没有让他们心服口服；能够让他们嘴上认输，却不能让他们内心信服。”
奏疏中还说：“身为臣下的人，没有谁不愿意效忠君主；身为君主的人，没有谁不希望把国家治理好。然而臣下常常苦于君主不能把国家治理好，君主也常常苦于臣下不能效忠。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君臣之间的心意不能相通。臣下的心意，没有谁不愿意传达给君主；君主的心意，没有谁不希望了解臣下。然而臣下常常苦于难以将心意传达给君主，君主也常常苦于难以了解臣下的实情。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存在九种弊病没有革除。所谓九种弊病，君主占六种，臣下占三种：君主喜欢胜过别人，耻于听到自己的过失，炫耀口才，卖弄聪明，滥用威严，刚愎自用，这六种是君主的弊病；臣下谄媚阿谀，观望迟疑，畏缩怯懦，这三种是臣下的弊病。君主喜欢胜过别人，就必然乐于听阿谀奉承的话；君主耻于听到自己的过失，就必然会忌讳直言劝谏。这样一来，臣下中那些谄媚阿谀的人就会顺从君主的旨意，而忠诚真实的言论就听不到了。君主炫耀口才，就必然会掠取别人的言论，用言辞把别人驳倒；君主卖弄聪明，就必然会主观臆断，猜忌别人心存欺诈。这样一来，臣下中那些观望迟疑的人就会为了保全自己而敷衍塞责，切磋探讨的中肯言论就不能全部进献了。君主滥用威严，就必然不能放下架子、平心静气地待人接物；君主刚愎自用，就必然不能主动承担过失、接受规劝。这样一来，臣下中那些畏缩怯懦的人就会为了逃避罪责而缄口不言，合情合理的意见就无法申诉了。
想到天下疆域如此广阔，百姓如此众多，皇宫深邃重重，君臣地位尊卑悬殊，从贤能之士往上，能够亲眼见到天子威仪的人，在亿万百姓中也找不到一个；就算是有幸能够见到天子的人，当中能够有机会和天子议论国事的，又千万人中难有一个。侥幸能够和天子议论国事的人，中间还存在着这九种弊病，那么君臣之间心意能够相通的情况就非常少了。君主的心意不能通达于臣下，百姓就会感到困惑；臣下的心意不能通达于君主，君主就会产生猜疑。君主猜疑臣下，就不会接纳他们的忠诚；百姓感到困惑，就不会服从君主的政令。忠诚却不被接纳，臣下就会用悖逆的态度回应；政令却不被服从，君主就会用刑罚来施加威压。臣下悖逆、君主用刑，国家不衰败还能等到什么呢！这就是导致乱世多、治世少的原因，从古到今都是如此。”
奏疏中还说：“从前赵武说话迟钝木讷，却成为晋国的贤臣；绛侯周勃质朴不善言辞，却成为汉朝的开国丞相。如此看来，能言善辩的人，所说的事情未必真实可信；言辞理屈的人，所持的道理未必就站不住脚。人的内心难以揣摩，这是连尧、舜都感到为难的事情，怎么能凭着一次奏对、一番盘问，就说已经看透了一个人的全部才能呢！凭借这样的方式体察天下的民情，必然大多与实际不符；凭借这样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