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安史之乱爆发后的几年间，天下的户口减少了十分之八九，州县大多被藩镇占据，赋税不上缴朝廷，朝廷的府库消耗殆尽。唐朝内部变故频繁，戎狄每年都侵犯边境，各地驻守着大量军队，军费依赖朝廷供给，花费不可计数，这些都全靠刘晏来筹措办理。刘晏起初担任转运使时，只掌管陕东各道的财赋，陕西各道都由度支掌管；到了晚年，他才兼任掌管陕西各道的财赋，不久之后就被罢免了。刘晏精力充沛，富有机智，善于灵活应对各种财政问题，把理财的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他常常出高价招募擅长奔跑的人，设置驿站，相互传递消息，侦察报告各地的物价，即使是偏远的地方，消息也能在几天之内传到转运使司。粮食和货物价格的调整权，全部掌握在他的手中，国家因此获利，而天下也没有物价暴涨暴跌的担忧。他常常认为：“办理各种事务，关键在于得到合适的人才，所以一定要挑选通达敏捷、精明强干、廉洁勤勉的人来任用；至于核查账簿、收支钱粮这类事情，虽然非常琐碎，但也一定要委托给有学识的人去做；小吏们只负责书写文书，不能随便发表意见。”他还常说：“读书人如果陷入贪污受贿的泥潭，就会被时代所抛弃，他们把名声看得比利益重要，所以大多能修身自好；小吏们即使廉洁，最终也得不到显赫的荣誉，他们把利益看得比名声重要，所以大多贪污受贿。”然而只有刘晏能够真正做到这些，其他人效仿他，最终也无法达到他的水平。他的属官即使在几千里之外，执行他的命令也像在他面前一样，日常起居和言语，没有敢欺骗他的。当时有权势的贵族，有的把亲戚朋友托付给他，刘晏也会答应他们的请求，让这些人的俸禄多少、官职升迁快慢都符合他们的心意，但不让他们亲自掌管具体事务。那些掌管盐场、粮仓等重要职位的官员，一定是选拔当时最优秀的人才担任。所以刘晏去世之后，那些掌管财赋事务而有声望的人，大多是他以前的部下。刘晏还认为，人口增多，赋税收入自然就会增加，所以他理财总是把安抚百姓放在首位。他在各道分别设置了知院官，每十天或一个月，就让知院官把所管辖州县的雨雪、丰收和歉收情况上报给转运使司。粮食丰收时，就高价收购；粮食歉收时，就低价卖出；有时还会用粮食换取各种杂货供给官府使用，或者运到粮食丰收的地方卖掉。知院官一开始发现粮食歉收的苗头，就先上报，说明到某个月需要减免多少赋税，某个月需要救助多少灾民。到了预定的时间，刘晏不等州县申请，就上奏朝廷实施救助，应对百姓的急需，从来没有耽误过时机，不会等到百姓陷入困苦、流亡、饿死的境地后才去赈济。因此，百姓能够安心地从事自己的职业，人口也不断繁衍增多。刘晏刚开始担任转运使时，天下登记在册的户口不过二百万户，到他晚年时就达到了三百多万户；在他所管辖的地区，户口就增加，不在他管辖范围内的，户口就不增加。他起初每年的财赋收入不过四百万缗，到晚年就达到了一千多万缗。刘晏专门采用食盐专卖的办法来供给军队和国家的开支。当时从许州、汝州、郑州、邓州以西的地区，都食用河东的池盐，由度支掌管；汴州、滑州、唐州、蔡州以东的地区，都食用海盐，由刘晏掌管。刘晏认为官吏过多会骚扰百姓，所以只在产盐的地方设置盐官，收购盐户煮的盐，再转卖给商人，任由商人把盐运到各地，其余的州县不再设置盐官。对于长江、五岭之间距离产盐地较远的地方，就转运官盐存放在那里。如果商人断绝往来，盐价上涨，就降低价格出售，称之为常平盐。这样一来，官府获得了利润，百姓也不会缺少盐。起初，江淮地区的盐利每年不过四十万缗，到晚年就达到了六百多万缗，因此国家的开支充足，百姓也没有因为盐价过高而陷入困境。河东地区的盐利每年不过八十万缗，而盐价却比海盐高。在这之前，从关东运送粮食到长安，因为河流湍急，大概运送一斛粮食能有八斗运到长安，就算是有功劳，会受到优厚的奖赏。刘晏认为长江、汴河、黄河、渭水的水力情况不同，应该根据各自的特点采取合适的运输方式。他建造运输船只，训练漕运士兵，长江上的船只把粮食运到扬州，汴河上的船只把粮食运到河阴，黄河上的船只把粮食运到渭口，渭水上的船只把粮食运到太仓。在沿途的水边设置粮仓，依次转运交接。从此，每年运送的粮食有时能达到一百多万斛，没有一斗一升在运输过程中沉没。他把十艘船编为一纲，让军将带领运输，十次运输都没有失误的，就给予优厚的慰劳，授予相应的官职。多次运输之后，军将们大多都头发花白了。刘晏在扬子设置了十个造船场，每建造一艘船，拨款一千缗。有人说：“造船实际花费还不到一半，白白浪费了太多钱财。”刘晏说：“不是这样的，考虑大事的人本来就不应该吝惜小钱，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做长远打算。现在刚开始设置造船场，参与办事的人很多，首先要让他们私人用度不窘迫，那么官府建造的船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