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神采英武刚毅，大臣们入朝拜见时，都紧张得不知所措；太宗知道后，每次有人上奏事情，必定和颜悦色，希望听到劝谏的话。他曾对公卿大臣说：“人想看到自己的容貌，必须借助明镜；君主想知道自己的过失，必须依靠忠臣。如果君主刚愎自用、拒绝劝谏，认为自己贤明，而臣下阿谀奉承、顺从旨意，君主已经失去国家，臣下又怎能独自保全！就像虞世基等人谄媚侍奉隋炀帝来保全富贵，隋炀帝被杀死后，虞世基等人也被处死。你们应当以此为戒，政事有得失，务必畅所欲言！”
有人上书说秦王府的旧兵，应当全部授予武职，召回宫中担任警卫。太宗对他说：“我以天下为家，只任用贤才，难道除了旧兵之外就没有可以信任的人吗！你的这个想法，不能让我的恩德广布天下。”
太宗对公卿大臣说：“从前大禹开山治水而百姓没有怨言，是因为他和百姓共享利益。秦始皇修建宫室而百姓怨恨反叛，是因为他损害百姓来满足自己。华丽珍贵的东西，本来是人所想要的，但如果放纵欲望没有止境，危亡就会立刻到来。我想建造一座宫殿，材料已经准备好，但借鉴秦朝的教训停止了。王公以下的官员，应当体会我的心意。”从此二十年间，社会风俗淳朴，人们衣服没有锦绣装饰，官府和民间都富足。
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国家本来设置中书省、门下省相互监督，中书省起草的诏令如果有差错，门下省应当驳回纠正。每个人的看法各不相同，如果相互讨论辩驳，力求恰当，舍弃自己的意见听从别人的，又有什么伤害呢！近来有人袒护自己的短处，于是产生怨恨隔阂；有人为了回避私怨，明知错误却不纠正，顺从一个人的情面，给百姓带来深重灾难，这是亡国的政治。隋炀帝时期，朝廷内外的官员都一味顺从，当时他们都自认为有智慧，灾祸不会降临到自己身上。等到天下大乱，国家和家庭都灭亡了，即使其中有极少数幸免的人，也被当时的舆论谴责，永远无法磨灭。你们应当徇公忘私，不要盲目顺从！”
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西域的商人得到美丽的珍珠，会剖开身体来收藏它，有这回事吗？”侍臣说：“有这回事。”太宗说：“人们都知道那个商人爱珍珠而不爱自己的身体；官员受贿触犯法律，与帝王放纵奢侈欲望而亡国，和那个商人的可笑行为有什么不同呢！”魏征说：“从前鲁哀公对孔子说：‘有人健忘，搬家却忘了自己的妻子。’孔子说：‘还有更严重的，夏桀、商纣竟然忘了自己的性命。’也和这是一样的道理。”太宗说：“对。我和你们应当齐心协力相互辅佐，希望避免被别人嘲笑！”
青州有谋反的人，州县逮捕了他的党羽，监狱里挤满了人，太宗下诏让殿中侍御史安喜人崔仁师复查此案。崔仁师到后，全部去掉囚犯的刑具，给他们饮食和沐浴的机会，安慰他们，只判处为首的十几个人有罪，其余的都释放了。返回上报后，太宗派使者前往处决囚犯。大理少卿孙伏伽对崔仁师说：“你平反的人太多了，人之常情谁不贪生，恐怕被释放的囚犯看到同伙被赦免，不肯甘心，我很为你担忧。”崔仁师说：“治理监狱应当以公平宽恕为根本，怎能为了保全自己而明知有冤情却不伸张呢！万一我见识浅短，误放了坏人，用我一个人的性命换十个囚犯的生命，也是我愿意的。”孙伏伽惭愧地退下。等到使者到达，重新审讯各个囚犯，他们都说：“崔公公平宽恕，没有冤枉好人，请求快点处死我们。”没有一个人有不同的说法。
太宗喜欢骑马射箭，孙伏伽劝谏，认为：“天子居住在九重宫门之内，出行时有警戒清道，不是想故意显示尊贵，而是为了国家和百姓的安危。陛下喜欢亲自骑马射箭来娱乐身边的大臣，这是年轻时做亲王时的行为，不是今天天子该做的事。既不利于保养圣体，也不能给后代树立榜样，我私下认为陛下不应该这样做。”太宗很高兴。不久，任命孙伏伽为谏议大夫。
隋朝选拔官员，每年十一月集中，到第二年春天结束，人们抱怨期限太短。到这时，吏部侍郎观城人刘林甫上奏请求一年四季都可以选拔官员，根据空缺随时补任，人们认为这样很方便。
唐朝初年，士大夫因为战乱之后，不愿意做官，官员人数不足。尚书省下达公文到各州，要求派人赴京参选，州府和皇帝的使者大多用临时文书补授官员。到这时全部废除这种做法，勒令他们必须到尚书省参选，聚集的人有七千多人，刘林甫根据才能选拔任用，每个人都得到合适的职位，当时的人都称赞他。太宗下诏因为关中粮食昂贵，开始分派人到洛州参选。
太宗对房玄龄说：“官职在于得到合适的人，不在于人数多。”命令房玄龄合并裁减官员，留下文武官员总共六百四十三人。
隋朝秘书监晋陵人刘子翼，有学问和品行，性情刚直，朋友有过错，常常当面指责。李百药常说：“刘四虽然爱骂人，但人们终究不恨他。”这一年，太宗下诏征召他，他以母亲年老为由推辞，没有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