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孤皇后，家族世代显贵但她自己却能保持谦虚恭敬，一向喜欢读书，谈论政事大多和隋文帝的想法一致，隋文帝既宠爱她又有点怕她，宫里的人都称他们为“二圣”。隋文帝每次上朝，独孤皇后就和他一起乘坐礼车前往，到宫殿门口才停下；然后派宦官观察隋文帝的言行，如果朝政有失误，就及时劝谏。等隋文帝退朝后，她再和隋文帝一起回到寝宫。有关部门上奏说：“根据《周礼》，百官的妻子，应由王后册封，请陛下依照古代制度执行。”独孤皇后说：“妇人干预朝政，可能就从这里开始，不能开这个头。”大都督崔长仁是独孤皇后的表兄弟，犯了法应当处死，隋文帝因为皇后的缘故，想赦免他的罪。独孤皇后说：“国家的大事，怎么能顾及私情！”崔长仁最终还是被处死。独孤皇后生性节俭，隋文帝曾经配制滋补的药，需要一两胡粉，宫里从来不用胡粉，到处寻找，最后也没找到。又想赏赐柱国刘嵩的妻子一件织锦衣领，宫里也没有这样的东西。
但隋文帝吸取北周外戚专权导致灭亡的教训，不把大权交给外戚，独孤皇后的兄弟最高也只做到将军、刺史的职位。隋文帝的外家吕氏是济南人，家世一向低微。北齐灭亡后，隋文帝就一直在寻找外家亲人，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直到即位后，才找到舅舅的儿子吕永吉，于是追赠外祖父吕双周为太尉，封齐郡公，让吕永吉继承爵位。吕永吉的叔父吕道贵，性情特别愚笨，说话粗俗，隋文帝给他丰厚的供养，却不让他和朝廷官员交往。后来任命吕道贵为上仪同三司，外放为济南太守；后来济南郡被废除，他就在家里去世了。
壬辰日，隋文帝前往岐州。
岐州刺史（安定人）梁彦光政绩优良，隋文帝下诏表扬他，赏赐丝帛和御用伞盖，以此勉励天下官吏；过了很久，梁彦光调任相州刺史。岐州民风朴实醇厚，梁彦光用清静无为的方式治理，考核政绩连续位居全国第一。到相州后，他仍用治理岐州的方法施政。邺城自北齐灭亡后，士大夫大多迁入关中，只有工匠、商人、乐户迁居到州城内外。相州民风阴险狡诈，人们喜欢造谣、打官司，还把梁彦光称作“戴帽的糖稀”（嘲笑他软弱，管不住人）。隋文帝听说后，罢免了梁彦光的官职。一年多后，又任命他为赵州刺史。梁彦光主动请求再任相州刺史，隋文帝同意了。当地豪强听说梁彦光再来，都嘲笑他。梁彦光到任后，揭发隐藏的奸邪之人，如同神明般精准，豪强纷纷潜逃，相州境内秩序井然。他还招揽名儒，每个乡都设立学校，亲自到学校考核学生，奖励勤奋者、斥责懒惰者。到举荐秀才时，他亲自到郊外设宴送行，并资助他们财物。从此相州民风大变，官民都感激悦服，再也没有打官司的人。
当时还有位相州刺史（陈留人）樊叔略，有突出的政绩，隋文帝用盖有玉玺的诏书表扬他，将他的事迹通告全国，还征召他担任司农卿。
新丰县令房恭懿，政绩在三辅（京城附近地区）排名第一，隋文帝赏赐他粮食和丝帛。雍州各县令朝见时，隋文帝见到房恭懿，一定会把他叫到御榻前，询问治理百姓的方法。房恭懿多次升迁，官至德州司马。隋文帝对各州朝集使说：“房恭懿一心为国，爱护我的百姓，这是上天和祖宗保佑的结果。我如果对他置之不理、不加奖赏，上天和祖宗一定会责怪我。你们都应该以他为榜样。”于是提拔房恭懿为海州刺史。从此州县官吏大多称职，百姓生活富裕。
十一月丁卯日，隋朝派遣兼散骑侍郎郑捴出使陈朝。
十二月庚子日，隋文帝返回长安，恢复了郑译的官职和爵位。
陈朝广州刺史马靖，深得岭南百姓拥护，军队装备精良，多次立下战功。朝廷对他心存疑虑，派吏部侍郎萧引去观察他的举动，暗中劝他送子弟入朝当人质，表面上则说是来接收他监督征收的财物。萧引到达番禺后，马靖立即派子弟入朝做人质。
这一年，隋文帝下诏允许全国百姓自由出家，还命令按人口出钱，用来营造佛经和佛像。于是社会上信佛之风盛行，民间的佛书数量，比儒家《六经》多几十甚至上百倍。
突厥佗钵可汗病重，临死前对儿子庵逻说：“我哥哥（木杆可汗）没有立自己的儿子，反而把王位传给我。我死后，你们应当把王位让给大逻便（佗钵可汗哥哥的儿子）。”佗钵可汗去世后，突厥国人准备拥立大逻便，但因为大逻便的母亲出身低微，众人不服；庵逻的母亲出身尊贵，突厥人一向敬重他。摄图（佗钵可汗的侄子）最后赶到，对国人说：“如果拥立庵逻，我会率领兄弟们侍奉他；如果拥立大逻便，我一定坚守边境，用锋利的刀枪对付他。”摄图年纪大，又勇猛，国人没人敢反对，最终拥立庵逻为可汗。大逻便没能继位，心里不服庵逻，经常派人辱骂他。庵逻无法控制大逻便，就把王位让给了摄图。突厥国人共同商议说：“四位可汗（指突厥历代可汗）的儿子中，摄图最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