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该引导大家节俭’，我不碰女色三十多年，住的地方不过一张床那么大，华丽的装饰从不带进宫里；我天生不喝酒、不喜欢音乐，所以朝廷的私人宴会，从没奏过乐——这是大臣们都看见的。我三更天就起来处理公务，根据事情多少来定：事少的话午前就能办完，事多的话要到傍晚才吃饭，每天只吃一顿，不管白天黑夜；以前我的肚子超过十围（一围约一尺），现在瘦得只剩两尺多，以前的腰带还在，不是瞎编的。我这么做是为了谁？是为了拯救百姓啊！
你又说‘各部门都来上奏，想靠耍手段求晋升’，现在不让外人奏事，谁来承担职责？专门交给某个人，怎么能保证可靠？古人说‘只听一个人的话会出奸臣，只靠一个人会出乱子’。秦二世信任赵高、西汉元后信任王莽，结果赵高‘指鹿为马’，这能学吗？你说‘吹毛求疵’，具体是指谁？‘斤斤计较’，具体是哪件事？官署、仓库、商铺这些，哪些该取消？哪些该缩减？哪项工程不是急需？哪项征调可以缓办？你把这些事一一列出来，奏报给我！富国强兵的办法、让百姓休息、减少劳役的措施，也都该详细列出！要是不列清楚，就是欺骗朝廷。我等着你的第二次奏报，到时候再仔细看，交给尚书省，向天下公布——希望‘革新朝政’的好事，能在今天实现。”
贺琛只能认错道歉，再也不敢说什么了。
梁武帝为人讲究孝道、仁爱、恭敬、节俭，学问渊博且擅长写文章，阴阳术数、占卜算卦、骑马射箭、音乐韵律、草书隶书、围棋等技艺，没有一样不精通。他处理政务十分勤勉，冬天四更天刚过（凌晨一点左右），就起床办公，执笔时手冻得冰凉，皮肤都裂了口子。自从天监年间（502-519年）信奉佛教后，就长期吃素、断绝鱼肉，每天只吃一顿饭，不过是菜汤、糙米饭而已；有时事务繁多，忙到中午，就只漱口充饥。他穿粗布衣服，用木棉做的黑色帐子，一顶帽子戴三年，一床被子盖两年；后宫从贵妃往下，穿的衣服都短到不会拖到地上。他天性不喝酒，除非是宗庙祭祀、大型宴会和佛教法事，否则从不奏乐。即便在没人的暗室里，也始终整理好衣帽；即便盛夏短暂休息，也从不会撩起衣服、袒露身体。对待宫中地位低微的侍从，也像接待贵宾一样恭敬。
但他对士大夫过于宽容，导致地方长官大多搜刮百姓，朝廷使者也不断骚扰郡县。另外，他喜欢亲信重用小人，又对官员过于苛刻挑剔；还大量建造佛塔寺庙，公家、私人的财物都耗费严重。江南长期安定，社会风气奢侈糜烂——所以贺琛才会在奏折里提这些事。梁武帝痛恨他戳中自己的实际问题，因此勃然大怒。
司马光评论说：
梁武帝最终国破家亡，实在是活该！君主听取意见的失误，在于关注琐碎小事；大臣进言劝谏的弊病，在于纠结细节问题。所以贤明的君主会抓住关键来掌控政务根本，忠诚的大臣会陈述大局来纠正君主的过错——这样君主不用劳累却能成效长远，大臣话虽简练却能带来大益处。看贺琛的劝谏，其实根本不算急切直率，可梁武帝已经震怒，极力掩饰自己的短处、夸耀自己的长处；追问贪官的姓名、索要浪费的具体条目，用难以回答的问题刁难他，用必须说清的要求指责他。他把自己吃素节俭当作大德，把熬夜办公当作盛世之治，认为做君主的道理自己全做到了，再没什么可改进的，群臣的规劝根本不值得听。这样一来，那些比贺琛更急切直率的话，谁还敢说呢？结果奸臣佞人在眼前却看不见，重大决策出错却不知道，最终名声受辱、自身危难，国家覆灭、祖庙断绝，被千古后人怜悯嘲笑，难道不可悲吗！
梁武帝推崇文治教化，轻视法律刑罚，从公卿大臣往下，都不把审理案件当回事。奸猾的官吏揽权枉法，贿赂公然盛行，受冤屈的人极多。大致判处两年以上刑罚的，每年多达五千人；被发配去服劳役的犯人，要戴五种刑具（枷、锁、钳等），没戴刑具的也要套上沉重的脚镣；如果生病，暂时解开刑具，但此后囚徒的待遇就有了“优待”和“严苛”的区别。当时王侯子弟大多骄横放纵、违法乱纪。梁武帝年纪大了，厌倦处理繁多政务，又专心严守佛教戒律——每次判决重罪，就一整天不高兴；有时有人谋反叛逆，事情败露后，他也会哭着赦免罪犯。从此王侯们更加专横，有的在都城大街上白天杀人，有的在夜里公开抢劫；犯了罪逃亡的人，躲进王侯家里，官府根本不敢搜捕。梁武帝深知这些弊端，却沉溺于“仁爱”，始终无法禁止。
西魏东阳王元荣担任瓜州刺史，带着女婿邓彦一同赴任。元荣去世后，瓜州的名门望族上表，请求让元荣的儿子元康接任刺史。邓彦杀了元康，夺取了刺史之位。西魏没法征讨，只好任命邓彦为瓜州刺史；但多次征召他入朝，他都不去，还暗中勾结南方的吐谷浑。丞相宇文泰因为路途遥远、不便出兵，想用计谋拿下他，就任命给事黄门侍郎申徽为河西大使，秘密下令让他除掉邓彦。申徽带领五十名骑兵出发，抵达瓜州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