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十月乙未日，梁武帝下诏：犯了罪的人，再允许用钱财赎罪。
东魏派中书舍人尉瑾来梁朝访问。同日，东魏丞相高欢请求解除邙山之战（此前东、西魏的战役）俘虏的枷锁，把民间的寡妇配给他们做妻子。
十二月，东魏任命侯景为司徒，中书令韩轨为司空；戊子日，任命孙腾为录尚书事（总领尚书省事务）。
西魏在都城长安城南修筑圜丘（古代祭天的圆形高台）。
梁朝散骑常侍贺琛上奏，陈述了四件事：
第一件是“现在北方边境的部落都已归顺，正是休养生息、教化百姓的时候，但天下户口却在减少，函谷关以外（梁朝北部边境）减少得更厉害。郡里受不住州里的控制盘剥，县里受不住郡里的搜刮，上下级互相骚扰，只想着征收赋税。百姓活不下去，就到处逃亡，这难道不是地方长官的过错吗？东部地区户口空虚，全因为朝廷派的使者太多——再偏远的地方，使者都要去，每次来一个使者，地方就被搅得鸡犬不宁。软弱的县令，只能眼睁睁被使者掠夺；狡猾的官员，又借着使者的名义加倍贪赃枉法。就算有清廉公正的官员，也被郡里掣肘。这样一来，就算每年下‘让流民回乡’的诏书、屡次免赋税，百姓也回不了家乡。”
第二件是“现在天下地方官之所以贪赃残暴，确实是因为风气奢侈导致的。如今设宴聚会，大家比着摆阔——水果堆得像小山，菜肴摆得像锦绣，当年汉文帝建露台（算下来要百金）的花费，还不够一次宴会的钱。但宾主之间，顶多吃个饱，没等散席，剩下的酒菜就臭了。另外，养歌妓的人，不管身份高低；当官治理百姓的人，搜刮到上亿钱财，退休回家后，没几年就把钱全花在宴会、歌妓上。费的钱像小山一样多，换来的快活就一会儿，事后还后悔‘以前捞少了’；要是再给他们权力，让他们继续搜刮，多荒唐啊！其他奢侈的事，方方面面都有，早就成了风气，还一天比一天严重。想让官员保持清廉，怎么可能呢？真该严格禁止奢侈，引导大家节俭，弹劾浮夸浪费的人，改变这种风气。百姓其实也怕失节（被人说小气），只是羞于比不上别人，才勉强跟着奢侈；如果把质朴放在第一位，就能纠正这种浮华的弊端。”
第三件是“陛下关心天下，不辞辛劳，连各个部门的事都要亲自处理。但那些能力低下的人，一旦能在您面前上奏，就想靠耍手段求晋升——不管国家大局、不顾公平宽恕，只盯着别人的小错吹毛求疵、斤斤计较，把‘苛刻’当能力，把‘排挤他人’当任务。表面看是为公，实际是在耍威风、谋私利。结果犯罪的人越来越多，钻空子逃避惩罚的人也更多，弊端越来越严重、奸邪越来越猖獗，根源就在这。真希望陛下要求官员‘做事公平’，改掉他们‘进谗言、害别人’的心思，这样下面安稳、上面太平，就没有‘靠投机获利’的隐患了。”
第四件是“现在天下没战事，却还是忙得没空闲，该减少事务、节省开支——事务少了，百姓就能休养；开支省了，财富就能积累。应该让朝廷各部门自己检查管辖范围：京城的官署、仓库、商铺，以及礼仪、军事装备；地方的军营、驿站、官舍，该取消的取消，该缩减的缩减；不是急需的工程、可缓办的征调，都该暂停，来节省开支、让百姓休息。积蓄财富，是为了应付大事；休养百姓，是为了将来能征调劳役。要是说‘小事不算浪费钱财’，那终年都停不下浪费；说‘小劳役不算妨碍百姓’，那终年都停不下劳役。这样的话，就别谈‘富国强兵’、谋划长远了。”
贺琛的奏折递上去后，梁武帝特别生气，把主书（掌管文书的官员）叫到面前，口述敕书斥责贺琛。核心意思是：“我统治天下四十多年，各地上奏的直言，每天都看，你说的这些事，和别人奏报的没区别——我早就被这些事烦得头疼，你说这些只会让我更糊涂。你不该像那些平庸无能的人，只想着博‘敢说话’的名声，跑到外面说‘我能给朝廷提建议，可惜朝廷不用’。你怎么不具体指明：哪个刺史横暴、哪个太守贪残、尚书省和御史台里谁奸猾、使者掠夺百姓，都叫什么名字？谁收了贿赂、谁给了好处？说清楚具体事，我好把这些人处死罢免，再选贤能的人接替。
另外，你说士民饮食太过奢侈，要是严格禁止，那些隐蔽的私房、小曲屋里的事，怎么查得出来？真要家家户户搜查，恐怕更添骚扰。要是你暗指朝廷奢侈，我可没这种事。以前祭祀用的牲畜，我早就不宰杀了；朝廷宴会，只上蔬菜；要是再减，就要被人像批评《诗经·蟋蟀》里那样，说我‘吝啬到不顾礼仪’。要是说我搞‘功德活动’（指梁武帝信佛办的事），用的都是御花园里的东西——把一个瓜做成几十种花样、一道菜做出几十种口味，只是做法多了点，碍着什么事了！
我除非是公家宴会，否则不吃朝廷的粮食，这都好多年了；连宫里的人，也不吃朝廷的粮食。凡是建造的工程，都不用官府的工匠，全是雇人来做。官员里有勇敢的、有怯懦的，有贪婪的、有清廉的，这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