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赵郡李氏家族，人才特别多，各支都保持着良好的家风，所以当时谈论名门望族时，把“五姓”（卢、崔、郑、王、李）放在首位。
大臣们商议认为薛氏是河东的名门望族。孝文帝说：“薛氏是蜀地人，怎么能列入郡中望族！”直阁将军薛宗起手持戟站在殿下，走出队列回答：“我的祖先在汉末在蜀地做官，两代后就回到了河东，如今已经六代相传，不是蜀地人了。陛下是黄帝的后代，在北方受封，难道能说陛下是胡人吗！现在薛氏不能列入望族，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于是把戟摔在地上。孝文帝缓缓说：“这么说，我是甲等级别，你是乙等级别了？”于是将薛氏列入望族，还说：“你不是‘宗起’，而是‘起宗’（意为能振兴宗族）啊！”
孝文帝和群臣讨论选拔官员的制度，说：“近代以来，官员的高低出身，各有固定的等级；这种制度到底怎么样？”李冲回答：“不知道从上古以来，设置官职、排列爵位，是为了富贵人家的子弟，还是为了治理天下？”孝文帝说：“当然是为了治理天下。”李冲说：“既然如此，陛下现在为什么只看重门第，不选拔有才能的人呢？”孝文帝说：“如果有过人的才能，不愁不被发现。但名门望族的子弟，即使没有当下能用的才能，至少德行纯正笃厚，所以我才任用他们。”李冲说：“傅说（商朝贤臣，出身低微）、吕望（姜子牙，出身低微），难道能凭门第得到重用吗！”孝文帝说：“这样非凡的人，几百年才出一两个罢了。”
秘书令李彪说：“陛下如果只看重门第，不知道鲁国的三卿（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都是名门），和孔子的四科弟子（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多出身普通）相比，谁更优秀呢？”着作佐郎韩显宗说：“陛下怎么能让贵族世代显贵，让卑微的人世代卑微呢！”孝文帝说：“如果有高明出众、超出常人的人才，我也不会受这种制度的限制。”
不久，刘昶入朝，孝文帝对他说：“有人说选拔官员应只看才能，不必拘泥门第；我认为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如果让贤人与庸人混杂，高低不分，君子和小人的名分等级没有区别，这实在不可行。现在我朝八姓以上的士人，品级分为九等，九品之外，出身低微的人担任的官职又分七等。如果真有非凡人才，可以从平民直接提拔为三公。只是担心贤才难得，不能为了一个人打乱我的典章制度。”
司马光评论说：“选拔官员的制度，先看门第再看贤才，这是魏晋时期的严重弊端，而且历代沿袭，没有谁能改变。君子和小人的区别，不在于出身富贵还是贫贱。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愚昧人和聪明人都明白的道理。在当时，即使像北魏孝文帝这样贤明的君主，也免不了受这种弊端的影响。所以能明辨是非而不被世俗观念迷惑的人，实在太少了！”
壬辰日，北魏改封始平王元勰为彭城王，恢复定襄县王元鸾的城阳王爵位。
二月壬寅日，北魏下诏：“除非是战争时期，君臣都要守满三年的丧期。”
丙午日，北魏下诏：“京城周围地区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在暮春时节到京城参加养老礼。”三月丙寅日，孝文帝在华林园宴请群臣及国老、庶老。下诏规定：“国老中，凡戴黄色帽子的，授予中散大夫、郡守的虚职；年老的，授予给事中、县令的虚职。庶老，直接授予郡、县的虚职，每人都赏赐鸠杖和衣裳。”
丁丑日，北魏下诏：“各州的中正官，各自举荐本乡有威望、年龄在五十岁以上且坚守贫寒本分的人，授予县令、县长的官职。”
壬午日，南齐明帝下诏：“皇帝车辆上有金银装饰的部件，全部去除。”
明帝一心追求节俭。太官曾进献裹蒸（一种带馅的糯米食品），明帝说：“我一次吃不完这个，可以分成四份，剩下的留着当晚饭。”又曾用皂荚（一种洗涤用品），把用过的皂荚水递给侍从说：“这还能再用。”太官在正月初一向明帝祝寿时，使用了银酒壶，明帝想把它打碎；王晏等人都称赞明帝品德高尚，卫尉萧颖胄却说：“朝廷的盛大礼仪，没有比正月初一更重要的。这一件器物既然是旧物，算不上奢侈。”明帝很不高兴。后来明帝参加私人宴会，席上摆满银器，萧颖胄说：“陛下之前想打碎银酒壶，恐怕应该把这种想法用在这些银器上。”明帝十分惭愧。
明帝亲自处理细小事务，法令章程也制定得十分繁琐，于是郡县及六署、九府日常的政务，没有不向上禀报的，都要等待皇帝的诏令来决定。文武功臣旧臣的任用，都不经过吏部选拔，亲信之人凭借权势，互相勾结推荐，官场事务因此过于繁杂。南康王侍郎颍川人钟嵘上书说：“古代，贤明的君主根据才能分配政务，衡量能力授予官职，三公坐着讨论治国之道，九卿负责具体事务，天子只需恭敬地坐在朝堂上即可。”奏书呈上后，明帝很不高兴，对太中大夫顾暠说：“钟嵘是什么人，竟敢想干预我的政务！你认识他吗？”顾暠回答：“钟嵘虽然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