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北魏百官没有俸禄，高允常常让儿子们上山砍柴来维持家用。司徒陆丽对文成帝说：“高允虽然受到陛下的宠爱优待，但家境贫寒，妻子儿女无法维持生计。”文成帝说：“您为什么不早说？现在看到我任用他，才说他贫穷吗！”当天，文成帝亲自前往高允家中，只见只有几间茅草屋，床上是粗布被子，身上穿的是旧棉袍，厨房里只有咸菜而已。文成帝叹息不已，赏赐高允五百匹布、一千斛粟米，任命他的长子高悦为长乐太守，高允坚决推辞，但文成帝不允许。文成帝敬重高允，常常称他为“令公”而不直呼其名。
游雅常说：“从前史书称赞卓茂（字子康）、刘宽（字文饶）的为人，心胸狭隘的人或许不相信。我和高允相处四十年，从未见过他有喜怒之色，这才知道古人的记载并非虚假。高允内心聪慧而外表温和，说话迟钝，似乎说不出口。从前司徒崔浩曾对我说：‘高允才华出众、学识渊博，是一代贤才，只是缺少刚正不阿的气节罢了。’我当时也这样认为。等到崔浩获罪，起因只是小事，皇帝亲自下诏斥责，崔浩声音嘶哑、双腿发抖，几乎说不出话来；宗钦以下的官员，都趴在地上流汗，面无人色。唯独高允陈述事情的道理，分辨是非曲直，言辞清晰明了，声音洪亮。皇帝为之动容，听的人无不精神振奋，这难道不是所谓的刚正不阿吗！宗爱掌权时，威势震动天下，曾在朝堂召集百官，王公以下的官员都小步跑到庭院中叩拜，唯独高允走上台阶，只是拱手作揖。由此看来，汲黯（字长孺）可以卧床会见卫青，与高允相比，又有什么过分的呢！这难道不是所谓的气节吗！人本来就难以真正了解，我之前在内心误解了他，崔浩又在外表看错了他，这就是管仲为鲍叔牙去世而悲痛的原因啊。”
三月二十二日（乙丑日），北魏东平成王陆俟去世。
夏季，四月十一日（甲申日），孝武帝立皇子刘子绥为安陆王。
孝武帝不想让大权落在大臣手中，六月初六（戊寅日），将吏部尚书的职位分为两个，任命都官尚书谢庄、度支尚书吴郡人顾觊之分别担任；又撤销五兵尚书这一职位。
起初，晋朝时，散骑常侍的选拔标准和声望都很高，与侍中没有差别；后来这个职位的职权变得闲散，任用的人也逐渐不再看重。孝武帝想提高散骑常侍的选拔规格，就任用当时的名士临海太守孔觊、司徒长史王彧担任这一职务。侍中蔡兴宗对人说：“吏部（选曹）职位重要，散骑常侍清闲无事，只在名称上更改而不改变实际职权，即使君主想以此区分轻重，人心难道能改变吗！”不久后，散骑常侍的选拔规格再次降低，吏部的尊贵地位仍和从前一样。孔觊是孔琳之的孙子；王彧是王谧哥哥的孙子；蔡兴宗是蔡廓的儿子。
裴子野评论说：“选拔官员的困难，先王早已提及，由来已久。根据《周礼》，选拔官员先从学校开始，在州里考核评议，再上报给六卿，之后才推荐到天子的朝廷。在汉朝，州郡积累官员的功绩才能，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府）推举他们担任属官，三公考察他们的得失，尚书再上奏给天子；一个人要经过多人考察，所以能做到官员称职、很少有失职之事。魏晋改变了这种制度，失误很多。有些人外表忠厚而内心险恶，像猪所居的沟壑一样幽深难测，即使观察言行，仍担心不能周全，何况如今官员众多，仅凭一面之交就决定任用，众多官员的选拔，全由一个部门专断，于是浮躁钻营的风气盛行，无法遏制。人们谋求官职、追求私利，还加上谄媚亵渎的行为；不再有廉耻之风、谨慎忠厚的操守；官员奸邪、国家衰败的情况，数不胜数。即使让龙担任纳言（负责传达天子命令的官）、舜坐在君主之位，要实现天下太平、政事清明，也未必能做到，何况后世选拔官员的人呢！孝武帝虽然将吏部尚书分为两个职位，却不能恢复周、汉时期的制度，不过是‘朝三暮四’的做法，又能有什么改进呢！”
六月二十四日（丙申日），北魏文成帝在松山打猎；秋季，七月二十八日（庚午日），前往河西地区。
南彭城百姓高阇、僧人昙标用妖邪虚妄的说法蛊惑人心，与殿中将军苗允等人图谋叛乱，拥立高阇为皇帝。事情败露，八月初二（甲辰日），这些人都被处死，受牵连而死的有几十人。于是朝廷下诏整顿僧人，设立各种禁令，严格规定违法的惩处办法；除了修行精深、严守戒律的僧人，其余都让他们还俗。但很多尼姑常常出入宫廷，这项制度最终没能推行。
中书令王僧达，年幼时聪明机敏、擅长写文章，但行为放纵、不拘小节。孝武帝刚即位时，提拔他为仆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