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羌人小规模的劫掠，时不时杀害百姓，这种情况一时半会儿难以杜绝。我知道，没有必胜把握，就不能轻易开战；没有必取把握，就不能轻易劳师动众。如果出兵能彻底消灭先零羌，那自然该出兵；可要是出兵后，既灭不了先零羌，又不能杜绝他们的小规模侵扰，那出兵又有什么意义？现在明明有坐等胜利的办法，却要冒险出兵，最后看不到好处，反而让国内疲惫不堪，损害朝廷威严，这可不是对待边疆蛮夷的好办法。而且大军一旦出动，战后就很难再留下屯田，湟中地区也不能空虚，这样一来，又得征发徭役，实在得不偿失。
我心里琢磨着：要是奉命出塞，领兵远攻，耗尽朝廷的精兵，把武器装备丢弃在荒野，即便没立下半点功劳，却能避免遭人猜疑，也不用承担后续责任——这确实是对臣子个人有利的选择，但绝不是圣明君主和国家社稷之福啊！”
赵充国每次上奏，皇帝都让公卿大臣们讨论。一开始，支持赵充国计策的人只有十分之三；后来增加到十分之五；最后，十分之八的人都表示赞同。皇帝下诏责问那些之前反对的人，他们都磕头认错。魏相说：“我不懂军事上的利害关系，但后将军多次谋划军事策略，说的话都很有道理，我相信他的计策肯定行得通。”于是，皇帝回复赵充国，采纳了他的建议。不过，破羌将军、强弩将军多次上书说应该出兵攻打，所以皇帝也没有完全否定他们的意见，而是两边兼顾，诏令两位将军和中郎将赵卬出兵。强弩将军出兵后，招降四千多人；破羌将军斩杀两千人；中郎将赵卬斩杀和招降的也有两千多人；而赵充国这边又招降了五千多人。最终，皇帝下诏撤军，只留下赵充国继续屯田。
这一年，大司农朱邑去世。皇帝觉得他是个清官，十分惋惜，下诏赐给他儿子黄金百斤，用来祭祀。同年，前将军、龙頟侯韩增升任大司马、车骑将军。北方的丁令连续三年抢劫匈奴，杀了几千人，匈奴派一万多骑兵去攻打，却一无所获。
神爵二年辛酉，公元前六零年
春天二月，因为凤凰降临、甘露出现，这些祥瑞都集中在京城，皇帝下令大赦天下。
夏天五月，赵充国上奏：“羌人原本约有五万人参战，如今我们一共斩杀七千六百人，招降三万一千二百人，在河湟淹死、饿死的有五六千人。算下来，逃走的，加上煎巩、黄羝部落一起逃亡的，不过四千人。羌人首领靡忘等人保证能把他们抓获，我请求撤除屯田的军队！”皇帝批准了他的奏请。赵充国整顿军队，凯旋而归。
赵充国的好友浩星赐前来迎接，劝他说：“大家都觉得，破羌将军、强弩将军出兵后，斩杀、招降了很多羌人，才平定了羌乱。但有见识的人明白，羌人当时已经走投无路，就算不出兵，他们也会自行归服。将军面见皇上时，最好把功劳归于两位将军出兵，就说自己比不上他们。这样，您的计策就不会被否定。”赵充国却摇头道：“我年纪大了，爵位也到顶了，怎么会为了一时的功劳欺骗皇上呢？用兵打仗是国家大事，我的做法得给后人留个参考。如果我不趁这把老骨头还在，把用兵的利害跟皇上说清楚，等我死了，还有谁会说这些实话？”后来面见皇帝时，赵充国还是如实说出了自己的想法。皇帝认可了他的说法，让辛武贤回去继续当酒泉太守，赵充国则重新担任后将军。
秋天，羌人若零、离留、且种、儿库等人一起斩杀了先零羌的大首领犹非、杨玉，其他首领弟泽、阳雕、良儿、靡忘等人，率领煎巩、黄羝部落的四千多人投降。汉朝封若零、弟泽为“帅众王”，其他人也分别封侯、封君。朝廷还首次设置金城属国，安置投降的羌人。皇帝下诏选拔护羌校尉，当时赵充国生病了，丞相、御史、车骑将军、前将军府（四府）举荐辛武贤的小弟辛汤。赵充国匆忙起身奏报：“辛汤爱喝酒，喝醉后容易误事，不能让他管理蛮夷，不如他哥哥辛临众合适。”可那时辛汤已经接受了符节，皇帝只好重新任命辛临众。后来辛临众因病免职，五府又举荐辛汤。结果辛汤多次在喝醉后欺凌羌人，引发羌人再次反叛，果然像赵充国说的那样。辛武贤因此对赵充国怀恨在心，上书告发中郎将赵卬泄露宫廷机密，赵卬被交给官吏查办，最后自杀。
司隶校尉盖宽饶为人刚正清廉，却多次违背皇帝心意。当时皇帝重用刑罚，信任由宦官担任的中书官员，盖宽饶上奏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