凛冽的朔风卷过结冰的海面，将港口的旌旗扯得笔直。往日里樯橹如林的码头，今日却显得异常空旷——除了十几艘高悬日月旗的福船、广船严阵以待，其余民船商舶皆被清至外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全是顶盔贯甲的京营官兵，雪亮的枪尖在冬日惨白的阳光下闪着寒光。
巳时正，海天相接处出现了帆影。
起初只是几个黑点，渐渐连成一片，最终，一支庞大的船队劈开灰蓝色的海水，缓缓驶入港湾。为首的是三艘庞大的二号福船，船头包铁，侧舷炮窗密布；紧随其后是十余艘载货的大海船，吃水极深，显然满载重物；最后则是八艘警戒的哨船，游弋在船队两翼。
“来了！”码头望楼上的兵卒高喊。
岸上顿时一阵骚动。早已等候多时的户部侍郎郭允厚整了整官袍，深吸一口凛冽的海风，努力让自己看起来镇定些。他身旁站着天津兵备道、漕运总督等一众官员，个个伸长脖子，望向越来越近的船队。
船队缓缓靠岸。最先下船的是一队精悍的水师官兵，迅速控制码头各处要害。随后，一个身穿麒麟补服、外罩黑绒大氅的将领大步走下跳板——正是海防总督郑芝龙。
“郭侍郎，”郑芝龙抱拳，海风将他古铜色的脸庞吹得微微发红，“幸不辱命。”
郭允厚连忙还礼：“郑军门辛苦！陛下日日牵挂，今日终见凯旋。”
“凯旋谈不上，”郑芝龙侧身，指向那十余艘大海船，“东西都在这儿了——倭国德川幕府首期赔款白银一百二十万两，另加今年对倭贸易官营部分的盈余三十万两，合计一百五十万两。全是成色上佳的倭银。”
一百五十万两！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郭允厚还是觉得心跳漏了一拍。他强自镇定，示意户部官员上前点验。
船板放下，一口口沉重的木箱被抬上岸。箱子打开的瞬间，周围响起一片压抑的吸气声——码头上整整齐齐排开的木箱里，全是码放整齐的银锭。不是大明官银的船形，而是倭国特有的长方锭，表面略有氧化，在冬日天光下泛着一种沉甸甸的灰白色光泽。
“倭银成色约在九成三到九成五之间，”郑芝龙随手拿起一锭，递给郭允厚，“比咱们的官银稍差，但量足。德川家光这次……是真怕了。”
郭允厚接过银锭，入手冰凉沉重。他仔细看了看银锭底部的“常是”二字刻印——这是倭国银座的标记。这一百五十万两白银，意味着朝廷一年国库收入的三分之一强，就这么漂洋过海，成了新政的注资。
“郑军门，”他低声问，“倭国那边……真就甘心认赔了？”
郑芝龙笑了笑，那笑容里带着海风磨砺出的冷硬：“不甘心又如何？鹿儿岛、长崎两战，倭国水师精华尽丧。他们的世子还在京城‘做客’。德川家光但凡还想保住幕府，这银子……就得掏。”
他顿了顿，声音压得更低：“不过，倭人素来狡诈。赔款是赔了，但暗地里的小动作不会停。我留了六艘战船驻守长崎，另派了三十名懂倭语的探子潜入各藩。往后……有的磨。”
郭允厚默然。是啊，银子到手只是开始，如何守住这份红利，才是真正的难题。
点验持续了整整两个时辰。最终，一百五十万两白银被分装进三百口特制的包铁木箱，由三千京营官兵押送，经陆路运往京城。沿途州县早已接到严令：凡运银车队经过，官道清空，民户闭门，违者以窥伺军机论处。
腊月二十，车队抵达北京。
腊月廿二，户部衙门。
毕自严看着堂下堆成小山的账册和银样，花白的眉毛拧成了一团。他面前摆着三样东西：一份是郭允厚从天津带回的验银报告，一份是工部送来的“崇祯银元”铸币方案，还有一份是他自己拟定的白银分配草案。
“堂尊，”郭允厚小心翼翼地汇报，“倭银一百五十万两已全部入库，分置甲字三、四、五号银库。按您的吩咐，每库由户部、锦衣卫、内承运库各派两人，三把钥匙同开，账目日清月结。”
毕自严“嗯”了一声，拿起一块银样——这是从倭银中随机抽取熔炼的试样，已铸成标准的一两银饼。他对着窗户光线仔细看，又掂了掂分量。
“成色确实不如官银，”他放下银饼，“但差得不多。若是直接发放俸禄，官员们怕是要闹。”
“工部的意思，”郭允厚递上那份铸币方案，“是将这批倭银全数重铸，掺入少量滇铜，统一成色，制成‘崇祯银元’。正面铸‘崇祯通宝’，背面铸‘壹两’字样及龙纹。如此，成色划一，便于流通，也防私剪。”
毕自严翻开工部方案。上面详细列出了铸币流程：熔银、提纯、配料、浇铸、压花、修边……每一步都有严格工序和监管。预计全部重铸需三个月，耗银约三万两（主要用于掺铜和人工）。
“三个月……太久了。”毕自严摇头，“陛下等着这笔银子用。九边年关的军饷要发，宗室新禄米要折算，北直隶的水利工程款还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