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洋的浪涛拍打着新开辟的港口，明军的战船正在卸载丝绸和瓷器。一个西班牙俘虏看着印第安人用银锭换番薯种，忽然喃喃自语：“我们抢了他们的银，你们却给了他们活下去的粮......”
远处的教堂废墟上，新栽的番薯藤正顺着断墙攀爬，藤叶在风中舒展，仿佛在书写一个新的名字——大明南美。
天启十四年冬，北赤道暖流的末端卷着碎冰，撞在金山卫的码头上。祖大寿刚从加拉加斯传回捷报，港口的晨雾里就飘来熟悉的橹声——不是西洋公司的快船，而是二十艘加盖草席的漕运旧船，船身吃水极深，甲板上挤满了黑压压的人，像一群被风暴赶上岸的鱼。
“是移民船！”了望手的喊声穿透雾霭。负责镇守金山卫的参将袁崇焕跑上栈桥，看见第一艘船的跳板刚搭稳，就有个裹着破棉袄的汉子跌跌撞撞冲下来，膝盖砸在冻硬的泥地上，却死死攥着怀里的布包。袁崇焕认出那是官府发的“迁民凭”，边角盖着“陕西布政司”的红印。
“都慢点！”袁崇焕让人竖起木牌，上面用朱砂写着“金山卫移民登记处”。他接过汉子的布包，里面除了半块冻硬的番薯干，只有一小袋发黑的种子——是陕北灾民藏了一路的糜子种。“从哪来？”袁崇焕问，笔尖在登记册上悬着。
“延川……”汉子的声音像被砂纸磨过，指缝里还嵌着陕北的黄土，“去年大旱，地裂得能塞进拳头。官府说，来金山卫给地种，管饭……”他身后跟着个瘦得只剩骨头的女人，怀里搂着个面黄肌瘦的娃，娃的手里捏着根番薯藤，是出发时里正塞的“活命根”。
这二十艘船，装的是一万两千名赤贫移民。一半来自陕北旱灾区，一半是河南黄河决堤后的灾民，都是朱由校下旨“以工代赈”迁来的——官府给每人发三两安家银、一斗番薯种，西洋公司包船费，到了金山卫分土地、农具，三年内免赋税。
移民登记处设在阿卡普尔科堡垒的旧教堂里，神龛被改成了柜台，西洋公司的账房先生们正用算盘核对着名册。一个河南老汉哆哆嗦嗦掏出“迁民凭”，上面写着“朱五四，开封府民，家破人亡，愿往金山卫拓荒”。账房先生指着窗外的梯田：“大爷，那片地分给您，带的番薯种种下去，三个月就能收。”老汉盯着梯田里泛绿的幼苗，突然抹起眼泪——在河南，他的十亩地早就被黄河冲成了沙砾。
最难的是安置。金山卫的临时棚屋只够住五千人，剩下的移民只能在码头边搭草棚。袁崇焕让人拆了西班牙人的旧堡垒，把石料运来盖房子，又从银矿调了五十名矿工，带着移民挖井。一个陕北后生扛着锄头往山坡上走，看见印第安人在用木犁耕地，突然把锄头塞给他们：“这玩意儿比木犁快！”印第安人比划着要给他玉米，后生摆摆手，从怀里掏出番薯种：“种这，能当饭吃。”
疾病是最大的威胁。船刚靠岸就有孩子发烧，西洋公司的医官赶紧烧起艾草，又让人把徐光启送来的用青蒿和番薯叶做的“抗瘴药丸”分下去。有个产妇在草棚里临盆，袁崇焕让人把自己的军帐让出来，帐外的移民们举着松明火把，看着接生婆抱出个红通通的娃，突然齐声喊起“大明”——这是金山卫出生的第一个移民后代。
祖大寿从加拉加斯回来时，正赶上移民们种第一茬番薯。他勒住马，看见漫山遍野的人在翻地，陕北的镢头、河南的锄头、印第安人的木铲混在一起，田埂上插着的木牌写着“延川屯”“开封庄”。一个老汉举着刚挖的番薯跑过来，薯块上还沾着新土：“将军，这玩意儿真能长！比陕北的糜子肯结！”
“这是陛下让带来的‘蜜心种’。”祖大寿笑着接过番薯，剥开皮咬了一口，甜汁溅在甲胄上，“明年再种两万亩，让红毛夷看看，咱大明的人到哪，哪就能长出粮食。”他让人把辽兵的家眷叫来，教移民们搭炕、纺线——辽东人在寒地生存的本事，在美洲高原正好用得上。
移民们很快找到了活计。年轻力壮的跟着矿工去银矿背矿石，妇女们学着印第安人织棉布，孩子们则跟着明军士兵认字，课本是用银矿废料做的纸，上面印着“一、二、三”和“番薯”“银矿”几个字。有个河南媳妇把带来的豫剧腔调改了，编了段《金山卫谣》，整天在田埂上唱：“跨大洋，到西洋，种番薯，盖瓦房，红毛夷，别嚣张，大明人，根扎长……”
西洋公司的账册上，移民的名字越来越多。“朱五四，拓荒十亩，收番薯三百斤”“李翠莲，织棉布五匹，换胡椒二斤”“王铁柱，银矿务工，得银三两”。袁崇焕看着账册笑，这些数字比银锭更实在——去年金山卫的粮食还得从秘鲁运，今年移民种的番薯，够全卫吃半年。
入冬时，移民们盖起了第一批土坯房。房檐下挂着玉米和番薯干，门楣上贴着手写的“福”字。有个陕北老汉在墙上画了幅画：左边是黄河，右边是太平洋，中间用番薯藤连起来。他对孙子说：“记住，咱从黄河来，要在这大洋边活下去，给大明扎根。”
消息传回京师，朱由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