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何况，李诚铭这步棋走得极巧——他不替李管事求情，不辩解药材之事，只拿“闲话”和“选秀”说事，既撇清了自己，又把“查案动静”和“后宫典仪”绑在了一起。若朱由校执意要抓李管事，便是“因小失大”，若闹到外廷，那些靠李家吃饭的言官，指不定会怎么参他“刚愎自用，苛待皇亲”。
“这李诚铭，倒比他老子会藏。”朱由校低声嗤笑一声，指尖在“李管事”的名字上轻轻敲了敲。他不是不想动，是不能动——眼下通州新军还没练成型，辽东的铁砂还在江上飘着，宫里的选秀典仪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他若此刻和武清侯府撕破脸，便是同时得罪外戚、后宫和部分勋贵，到头来可能连王瑾的案子都审不下去，反而让内廷的蛀虫们抱团反扑。
“传令北镇抚司，”朱由校重新拿起朱笔，在供词上添了一行小字，墨色比之前淡了几分，却更显冷静，“监视李管事时，只盯他与内监的往来，不许碰李家宅邸的人，更不许在外头走漏‘查武清侯府’的风声。刘太妃那边……”他顿了顿，语气缓和下来，“你去回话，就说‘朕知道了，查案只在内监范围内，绝不动外廷皇亲，定不扰了选秀典仪’。”
王安躬身应下，心里暗暗松了口气。他知道，爷不是怕了武清侯，是懂了“先剪枝、再挖根”的道理——先清内监的蛀虫，把御药房的权攥回来，等新军立住了脚，辽东的事稳了，再回头算李家的账，那时才是水到渠成。
乾清宫里重新安静下来，烛火映着朱由校的侧脸，他望着御案上那本从太医院翻出来的《弘治五年用药档》，指尖划过“刘文泰”三个字。当年刘文泰能活下来，是因为文官集团要保自己；如今李诚铭能暂时脱身，是因为外戚和后宫要保“体面”。这大明朝的规矩，从来都是“人比法大”，可他偏要试着，把这规矩拧过来——只是眼下，还得耐着性子，等风来。
密云古北口外的荒山野岭中，三个形容枯槁、衣衫褴褛的身影正艰难地跋涉。正是被明廷秘密释放的后金俘虏：纳穆泰、萨木哈、鄂博惠。按照明人的指令，他们专挑人迹罕至的小路，昼伏夜出，极力避开明军和后金正规军的巡逻路线。
饥饿、寒冷和恐惧如影随形。萨木哈肩背上的箭伤因得不到妥善救治，已经溃烂流脓，发出难闻的气味。高烧使他神志不清，口中反复呢喃着含混的满语：“黄仙……黄皮子……勾魂了……别过来……”每走一段路，他就需要纳穆泰和鄂博惠架着才能继续前进。
鄂博惠则愈发沉默，像一块冰冷的石头。他粗糙的大手始终紧紧攥着胸前一个用皮绳穿着的、磨损严重的狼牙吊坠，指节因用力而发白，仿佛那是他仅存的力量源泉。他的眼神空洞，偶尔掠过一丝刻骨的恨意，却又迅速被麻木掩盖。
只有纳穆泰，强打着精神，努力辨认着方向。他心中牢记着明人交代的路线和任务。每当经过一些后金的哨卡、屯堡或临时营地附近，他都会强忍疲惫，用眼角余光仔细观察：抚顺关厢外的守军有多少？旗帜是哪个旗的？营地布局如何？是否有新筑的工事？这些碎片化的信息，被他用满语在心中反复默记。他知道，回到赫图阿拉，大汗要听的，绝不仅仅是他们如何逃出来的故事。冰冷的山风吹过，带来远处模糊的马蹄声，三人立刻伏低身体，屏住呼吸，心脏狂跳。每一次声响，都可能意味着暴露和死亡。赫图阿拉，似乎还遥不可及。
珠江口，澳门外海。五艘巨大的明军福船如小山般停泊，桅杆上飘扬着登莱水师的旗帜。副将张可大站在旗舰船头，海风吹拂着他饱经风霜的脸颊。他面前，是十门散发着冷硬金属光泽的庞然大物——红夷大炮。炮身粗壮，炮管黝黑深邃，沉重的炮架用硬木制成，旁边还堆放着配套的炮弹模具。
几名深目高鼻、穿着紧身皮袄的葡萄牙人正通过通译，向明军炮手比划着操作要点。为首的红夷炮长费力地解释着：“装药……要匀！清理……要勤！瞄准……要慢！这炮，力大，但娇贵，震松了炮架，会炸膛！”他伸出十根手指，“每门炮，配一个我们的人，跟船走！教你们！到了登州，再教一个月！”
张可大神情肃穆，仔细听着通译的转述，不时点头。他深知这十门巨炮的分量，这是孙元化大人费尽心血、耗费巨资才弄来的国之重器。“有劳诸位红夷炮师了！海上颠簸，还请多担待！”他抱拳道，“传令！装炮！固定要牢！用最好的棕绳，绑三道！舱底铺厚沙，防潮防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