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承认他的宗教权威，” 年轻枢机艰难地组织着语言，“而是……承认他在世俗领域的……最高裁决权。就像……就像当年君士坦丁大帝之后，皇帝与教宗的关系那样。我们保有信仰的解释权、仪式的主持权，但在涉及世俗政治、军事、领土等问题上……接受他的最高裁定。并且，承诺不再以任何形式，干涉大明帝国及其势力范围内的一切事务。这……或许是唯一能保存教廷、保存罗马、保存我们未来在东方（如果还有可能）传播信仰微弱希望的办法。”
这是一个极其痛苦、近乎背叛的提议。意味着教廷放弃了自格里高利七世、英诺森三世以来，与世俗君主争权、甚至试图凌驾于其上的千年传统。意味着默认“上帝归上帝，恺撒归恺撒”，而这位“恺撒”，来自遥远的、信仰迥异的东方。
密室内一片死寂，只有粗重的呼吸声。所有人都看向教皇。这个决定，太重，太痛，足以让任何肩负者灵魂撕裂。
英诺森十一世缓缓抬起头，目光从《最后的审判》壁画上移开，扫过每一位枢机或激动、或绝望、或茫然的脸。他想起这些年来，为了维持教廷的权威，为了调和各国矛盾，为了应对新教冲击和奥斯曼威胁，自己所耗费的无数心血。可如今，所有的算计、平衡、祈祷，在来自东方的绝对力量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可笑。
他想起了那些被俘的国王，想起了维也纳沦陷的夜晚，想起了飞舟掠过罗马上空的阴影。抵抗？或许能赢得殉道者的美名，但代价是整个罗马天主教会的物质存在和未来。妥协？是屈辱，是背叛，但却可能为信仰保留一丝薪火，为教廷在这剧变的世界中，找到一个苟延残喘、甚至可能在未来重新寻机而动的角落。
许久，许久。教皇手中的十字架似乎都要被他握得嵌入掌心。他终于极其缓慢、极其艰难地，点了一下头。动作轻微，却仿佛用尽了他一生的力气。
“派人……” 他的声音苍老得如同风中残烛，“去回复明国统帅。教廷……愿意谈判。我……将委派全权代表。但地点……不能在军营。必须在……中立之地。内容……必须保证罗马城、圣座、及神职人员之安全与基本尊严。”
这是最后的、微弱的底线。在绝对的武力面前，曾经号令欧洲君主的教皇，也不得不低下头，开始为乞求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讨价还价。圣座的权威，在世俗的铁蹄与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力量面前，终于发出了屈服的第一声哀鸣。
十二月末，罗马城外，亚壁古道旁别墅
谈判地点最终选定在罗马城南亚壁古道旁一处属于某位中立国（托斯卡纳）外交官的乡间别墅。这里环境清幽，视野开阔，既不在明军直接控制的兵营，也远离罗马城中心，符合教廷对“尊严”的最后一丝要求。
别墅的大厅被临时布置成谈判场所。长条桌一侧，端坐着以郑成功首席参军、礼部特派专员为首的五名明方代表，他们身着正式官服或戎装，神色肃穆，不怒自威。身旁是数名精通拉丁文、意大利文的通译和书记官。大厅外，隐约可见身着明军制服、站姿如松的卫兵。
另一侧，则是由教廷国务卿（一位资深枢机）亲自率领的四人代表团。他们穿着庄严的紫红色枢机主教袍，但每个人脸上都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霾和强装的镇定。气氛凝重得仿佛能拧出水来。
谈判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无形的压力。明方代表开门见山，将一份早已拟定的、用汉、拉丁双语书写的《罗马协定》草案，推到了对方面前。
草案内容清晰而冷酷，直指核心：
第一条：权威确认。 教皇及罗马教廷，承认并尊重大明帝国永历皇帝陛下，在一切世俗领域（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军事、领土、司法、经济）对欧罗巴大陆（包括亚平宁半岛）之最高及最终权威。教廷承诺，永不干涉、质疑或挑战此项权威。
第二条：互不干涉。 大明帝国尊重罗马教廷在其传统信仰领域内之仪式主持、教义解释（限于天主教内部）及神职人员管理之权。然，教廷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人员，严令禁止以任何形式（包括发布敕令、通谕、派遣传教士、提供政治庇护、资金支持等）干涉大明帝国本土、藩属、保护国及势力范围内之一切事务，包括宗教信仰事务。变相承认大明帝国现有之官方意识形态及信仰体系（未具体命名，但指向性明确）与天主教在各自管辖范围内之平等地位。
第三条：安全保障。 大明帝国保障教皇本人、罗马教廷核心成员、及罗马城之安全，承诺不主动攻击，不强行进驻梵蒂冈城。然，明军有权在罗马城及教皇国境内必要地点驻军、巡逻，以确保秩序及协定执行。教廷需解散其一切形式的武装护卫（瑞士卫队需大幅裁减并接受明军监督），不得保有或研制进攻性武器。
第四条：义务与限制。 教廷有义务协助大明帝国，在其控制区域内推行有益之文教、卫生政策（若涉及道德层面，需与大明协商）。教廷不得为任何被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