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墨家批判‘当今之主，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何其相通？”
“其言帝王‘视民如草芥’，官吏‘催科逼税，鞭挞鳏寡’，士绅‘兼并田亩，夺民食以肥己’，富户‘囤积居奇，趁灾年抬升米价’......”
“此等，难道不是我墨家奔走呼号、极力反对的‘天下之大害’吗？”
孟胜激动道：“钜子！即便如此，其手段也太过！掘墓鞭尸，此乃......”
“我知道！”
墨子打断他，声音提高道：“刨坟鞭尸，毁宗灭祀，此大违我墨家‘兼爱’之旨，更是‘非攻’原则决不能容忍的极端暴行！”
“对逝者施暴，非但不能偿还血债，反造新孽；毁人祠堂宗庙，更是断绝人伦亲亲之道，与我墨家虽倡‘兼爱’，然亦承认孝亲有节，截然不同！”
然而，墨子话锋一转，痛苦而矛盾地说道：“然则，我墨家亦主张‘节葬’！反对厚葬久丧，因其‘辍民之事，靡民之财’！”
“今观历代帝王将相、豪门巨富之陵墓，耗费无数民力民财，陪葬之丰，堪比国库！”
“此非正是‘靡民之财’之极致？生前盘剥，死后奢靡，视民力如无物！”
“此等行径，难道不应被谴责？难道......不应被‘清算’？”
这话在墨家弟子中引起一阵骚动，墨家思想有着强烈的平等意识和实用主义倾向，对统治者的奢侈浪费深恶痛绝。
其中“节葬”更是墨家的十大主张之一，有着详细的反对厚葬的理论和规定。
从这点看，李、张对厚葬者的仇恨，尤其是张献忠组建“挖坟队”夺取殉葬财富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与墨家“节用”、“节葬”的理念，有着诡异而危险的表面重合。
其中一名墨家弟子反驳道：“钜子，即便如此，也不该行此酷烈手段！更不该殃及所有士绅富户！”
“是啊，钜子！我墨家‘兼爱’，要求‘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纵是对待有罪者，亦需依‘法仪’（法则标准）而行，岂能如此不分青红皂白，行此灭绝之事？”
“那张献忠，分明是盗匪行径！‘抢钱抢粮抢女人’，这与暴君贪官有何区别？不过换了一拨人坐在百姓头上！”
弟子们纷纷发言，情绪激动。
墨子抬手，示意众人安静。他脸上充满了挣扎与思索的神色：“尔等所言，皆有道理。这正是我墨家今日面临之大困惑。”
“我墨家之理想，在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建立‘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的兼爱社会。”
“为此，我们反对不义战争（非攻），反对奢侈浪费（节用、节葬），反对命定论（非命），强调实干与秩序（尚贤、尚同）。”
“李、张之檄，触及了‘天下之害’——即不平等与剥削之酷烈。”
“此点，与我墨家共鸣，甚至......让我等感到一种迟来的、扭曲的‘知音’之痛。”
“然其提出之‘除害’手段，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成为了新的、更可怕的‘害’——那就是以仇恨代替兼爱，以毁灭代替建设，以无差别的暴力代替公正的‘法仪’，以掠夺性的破坏代替‘兴利’的创造。”
墨子抬头看着天幕上被血与火染红的后世天下，神情凝重道：“张献忠之道，是纯粹破坏之道，与我墨家‘兴利’之旨完全背离。”
“李鸿基之言，虽有‘均田免赋’等看似合理的诉求，然其核心‘清算’逻辑与对‘掘墓鞭尸’的默许（甚至鼓励），同样充满了毁灭性。”
“我墨家绝不能与此等同流！我墨家的‘诛暴’，是诛独夫，救万民，而后立新制。而非在仇恨的驱使下，进行无休止的破坏与报复。”
最后，墨子语气坚定地对众弟子说道：“今日之檄，于我墨家，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鸿沟，也照出了在极端不公下，人性可能堕入的可怕深渊。”
“我辈当时刻警醒：既要坚决反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道，致力于‘除天下之害’；也要坚决反对‘刨坟鞭尸，毁宗灭祀’的暴行，坚守‘兼爱’、‘非攻’之底线。”
“真正的道路，在于以‘尚贤’聚拢人才，以‘尚同’统一思想，以‘节用’积累财力，以‘非攻’保卫和平，以‘兼爱’凝聚人心，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地去建造那个‘强不执弱，众不劫寡’的新世界，而非在旧世界的废墟上，用仇恨浇筑新的牢笼。”
对于墨子而言，他内心最深处的平民立场与对剥削的痛恨，使他无法完全否定李、张檄文中的批判锋芒，甚至感到某种刺痛灵魂的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