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边防，臣拟请饬下滇桂督抚，严守边界，互为声援，以此壮越南之胆，而寒法人之气。”
徐敬修看得明白，
朝中以张佩纶为首的清流正在看着这位署理总督，如果他像李鸿章一样一味避战，他在士林中的名声就毁了。但如果真打，他也知道李鸿章说的是实话——北洋水师还没建成，或许真的打不过。
他必须写一份奏折，既要给朝廷一个交代，同时还要把刚上任的自己摘干净。
看似主战，实则推责。
最精明的当属这一句： “即有亏赢，于和局无损。”（打输打赢，都不影响中法和平大局）。
一边是占据道德高地、喊打喊杀却不用上战场的清流文官；一边是手握重兵、深知家底空虚、把军队当成私产舍不得损耗的洋务实权汉臣。
两边说的都有道理，两边却又都在装糊涂。
清流们知道，此时开战，拿什么去打？靠八旗子弟的鸟枪吗？
李鸿章坐居高位，手握重权，闭目养神，干脆无视。
心里实则也很清楚，他的避战态度，在老百姓和清流眼中，就是彻头彻尾的软弱与出卖。
而处于风暴中心的越南，那个刚刚死去的黄耀，以及即将面临战火的无数生灵，在这场北京城里的口水战中，根本无人在此刻真正关心。
越南，不过是朝堂之上用来互相攻击的一块石头罢了。
毕竟是个藩属国，李等人连琉球、新疆都敢不要，何论一个边陲之外的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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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中旬，燥热难耐。
军机大臣们从养心殿退了出来，带回了慈禧太后的最终圣意。
徐敬修和几位章京立刻铺开宣纸，准备草拟寄给各省督抚的上谕。
当领班大臣口述太后的旨意时，徐敬修手中的笔顿了一下。
他闭上了眼，深深吸了一口气。
太后的意思是：既不能真打，怕输了动摇国本；也不能真和，怕丢了天朝颜面被清流骂死。
徐敬修在草稿纸上写下这行字：
“着滇桂各督抚严加防范，相机筹办。若法夷得寸进尺，必当迎头痛击……然亦不可操切从事，致生边衅。”
相机筹办，多么精妙的四个字，几乎能解决一切问题。
若前线打赢了，那是太后英明神武，指挥若定；
若打输了，那是疆臣办事不力，没有严加防范；
若真闹出全面战争，那是法夷得寸进尺；
若不敢打导致国土沦丧，那是不可操切从事。
但这还不是最讽刺的。
那个盘踞在越南北部的黑旗军首领，原本是反清的叛匪，朝廷通缉多年的要犯。
现在，为了不让大清的正规军直接卷入战争，失了颜面，朝廷竟然决定暗中资助这个昔日的匪首，让他去当炮灰。
徐敬修在草拟给云南巡抚岑毓英的密电中，不得不使用极其隐晦的措辞：
“刘犯永福，虽系旧匪，然颇知大义……可许以粮饷，令其自为战守，不必显露官军旗号。”
写下这一行字的时候，徐敬修感到一阵反胃。
堂堂大清，面对外敌入侵藩属，不敢光明正大宣战，却要像做贼一样，收买一个叛匪去替朝廷流血。
赢了，朝廷招安收编，那是皇恩浩荡；输了，那是土匪所为，与大清无关。
这就是大局观？这就是他们要维护的体面？
徐敬修看着纸上墨迹未干的“大义”二字，觉得这两个字扭曲得像是一条爬行的毒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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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深夜，处理完所有公文，徐敬修回到了位于宣武门外的寓所。
夜深人静，窗外的更声敲了三下。
他毫无睡意，坐在书桌前，铺开一张空白的宣纸。
作为一名有良知的士大夫，一种冲动在他胸中激荡。
他想写一份属于自己的奏折，一份不属于任何派系、只讲真话的奏折。
他提起笔，饱蘸浓墨，思绪如奔流：
“臣以为，今日之局，清流不可信，其不知兵事，视国战为儿戏，更笃定出兵必赢，洋人必怕，甚至不战而退；洋务亦不可全信，其拥兵自重，视公器为私产。太后之策更是饮鸩止渴，利用流寇抗法，非大国所当为。”
“若要战，便举全国之力，整顿海军，肃清军纪，不惜玉石俱焚亦要打出这口气，置之死地而后生；若要和，便明明白白弃了安南，卧薪尝胆，修法变制，十年后再战。”
“最怕的，就是现在的不战不和、不阴不阳。想打又不敢打，想和又不甘心。如此拖延，只会让法夷看穿中枢之虚弱，最终既赔了银子，又割了土地，还丢了人心。”
笔走龙蛇，一气呵成，
少顷，墨汁在笔端凝聚，最终滴落在洁白的纸上，晕开一个黑色的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