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黄耀死了。吊死在河内的武庙里。
徐敬修抬头环视四周。
领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还没到，几位大臣正在内廷等着太后“叫起”（召见）。这间屋子里暂时只有他们这些章京。
“敬修兄，出什么事了？”对桌的人察觉到了异样。
徐敬修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将电文递了过去。
他的脸瞬间涨红，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欺人太甚！这法夷是想吞并藩属，断我南大门！河内若丢，云南危矣！朝廷这回总该下决心开战了吧？”
徐敬修看着年轻人激愤的面孔，眼神中闪过一丝悲悯。
十年前，他也曾这样热血沸腾。但现在的他，心中只有一片冰冷。
开战？
徐敬修转过头，望向窗外灰蒙蒙的天空。
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张电文送进大内，在太后、亲王、疆臣和清流之间，激起的绝不是同仇敌忾的战意，而是一场更为复杂、更为阴暗的权力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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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一旦传出，京城的政治空气瞬间被点燃。
接下来的几天，军机处成了风暴的中心。
徐敬修每天都要经手无数份奏折，看着朝堂上的几派势力借着安南问题互相绞杀。
第一波攻势来自以清流自居的言官们。
徐敬修在案头展开了张佩纶的折子。这位被誉为清流健将的侍讲学士，笔锋如刀，杀气腾腾。
徐敬修在誊录副本时，几乎能感受到字里行间喷薄而出的唾沫星子。
“奏为越南危急，请旨速筹援救，以固藩篱事。
窃谓越南之于中国，犹辅车之相依，唇亡则齿寒。今日河内不保，明日则北宁危，后日则滇桂震。法人贪得无厌，若我示以柔，彼必得步进尺；我示以刚，彼当知难而退。
臣闻法兰西自普法战后，元气未复，此次兵船不过数艘，西贡更是兵力空虚。李维业区区数百人，竟敢横行河内，彼族虚张声势，以我为可欺耳！
李鸿章等畏敌太甚，长他人志气。今日之势，较伊犁尤急。若迁延不决，后患何堪设想？
臣以为，此时不战，后必大战；小战不胜，后必大败。 与其待彼长驱直入，何如御之于国门之外？”
文章写得极好，逻辑严密，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突出了一个，“法夷贪得无厌……李鸿章养寇自重，畏敌如虎。今日弃越南，明日必弃两广。名为避战，实为误国！请旨立斩主和误国者，以肃军心！”
清流派另一人物山西巡抚张之洞上折，““安南仍为我有，则滇桂之边无事；安南入法，则边防不得不设，客主劳逸之势异矣。”
他认为法国远道而来，兵力不足，且劳师远征，这就是兵法上的忌讳。他认为只要中国展示出强硬姿态，稍微派兵在边境虚张声势，法国人就会知难而退。
在张佩纶这些人的笔下，世界很简单：法国人是色厉内荏强盗，大清兵力仍盛，李鸿章是秦桧，而他们是岳飞。
徐敬修看着这些激昂的文字，嘴角勾起冷笑。
他太了解这些清流了。
他们真的懂兵法吗？未必。
但他们懂政治。光绪帝亲政在即，太后需要新的力量来制衡那个尾大不掉的李鸿章和淮系集团。
骂李鸿章，就是向太后表忠心，就是通往权力的捷径。
展现自己积极进取的姿态，来反衬这些实权老臣的老朽无能，以此在舆论上博取美名。
然而，作为能接触到核心机密的人，徐敬修也看到了另一面的真相。
就在张佩纶的折子递上去的当晚，一份来自天津的密函悄然送到了恭亲王手中。那不是公开的奏折，而是李鸿章写给王爷的私信。
那位被骂作大奸的直隶总督，老母李太夫人去世仅仅一个月。
明面上，这个大清帝国最懂洋务的人正在天津丁忧守制，而接替他署理直隶总督的，是淮军二号人物、前两广总督张树声。
李在信里没有谈什么民族大义，他只谈了三样东西：银子、船、炮。
“定远、镇远二舰尚在德厂未归，北洋水师有船无炮，有炮无弹。此时与法失和，正如以卵击石。越地糜烂，不过是癣疥之疾；若北洋一败，直隶门户大开，则是心腹之患。”
这就是李鸿章的态度，也是大清的底裤。
随后，接替李洪章的署理直隶总督张树声上折，
“惟查越中现有刘永福一军，着名黑旗，其人勇敢善战，为法人所惮。刘永福本中国叛勇，流落越南，前曾受越王封号。此次河内之变，刘永福义愤填膺，愿为效死。
臣愚以为，与其中国遽派大兵远涉烟瘴，不如令越王暗加招抚刘永福，授以权柄，资其器械，俾得收集党羽，不仅联络散勇，且可名为越国义民，与法军周旋。
中国只作壁上观，阴相辅助。即有亏赢，于和局无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