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敲着桌子，声音陡然提高：“这时候不趁他们还没学会，用低价把他们挤垮，难道等他们学成了，反过来挤垮咱们吗？退税那点钱，比起未来垄断市场的利润，九牛一毛！”
殿里一片寂静。这番赤裸裸的“商业战争”言论，让不少文官听得目瞪口呆。
朱栋眼中闪过赞许，但他没说话，只是看向朱雄英。
年轻的太子沉默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茶杯壁。良久，他抬头：“墨山长，若按你所说，对出口工业品退税，户部一年要少收多少？”
墨筹早有准备：“下官算过。去年工业品出口总额，若退税额设为货值的一成，则少收百万两。但因此带来的出口增长，预计可达五成。而出口增长带来的原料采购、工匠雇佣、运输物流等相关产业收益，至少是出口额的两倍。一来一去，国库实际是有增收的。”
“空口算数，谁不会？”茹太素冷笑，“你说增就增？若退税了，出口没增，这窟窿谁来补？”
“可以试点。”朱栋终于再次开口，“选几个品类——比如香皂、玻璃镜、新式纺机，在松江、泉州两港试行退税。以半年为期，看效果。效果好，推广；效果不好，叫停。风险可控。”
“臣附议。”潘允明立刻道，“市舶司愿全力配合。”
韩宜可缓缓摇头：“老臣还是觉得太过激进。税制乃国之根本，岂能如商贾般斤斤计较、朝令夕改？更何况，工业品退税，手工制品不退，这岂不是鼓励百姓弃农从工、弃本逐末？长此以往，田地荒芜，粮食短缺，悔之晚矣！”
“韩阁老多虑了。”工部尚书薛祥笑道，“下官刚从湖广回来。那边推行新式纺机，一个女工一日能纺纱十斤，顶过去十个工。那些被替代的女工去哪了？去纺机厂做工了，去织布厂了，去成衣铺了。工钱是原来的三倍，她们家反而买了更多米面油肉——因为有钱了。农人见种棉有利可图，把荒地都开出来种棉，粮食产量非但没减，反因用了新农具、新肥料而增了三成。”
他看向朱雄英，诚恳道：“太子殿下，臣以为，农工商本为一体。工厂多了，工人要吃饭，农产品就有销路；农业兴了，原料就足，工厂就能开工；商业活了，货物流通，税收就丰。这三者，不是此消彼长，而是水涨船高啊！”
朱雄英眼中闪过思索之色。他再次沉默，手指在议题单上轻轻移动，最后停在“官绅一体纳粮”这一项上。
“此事，稍后再议。”他最终道，“下一个议题——市舶司与地方官府的权责划分。潘总督，你先说。”
潘允明精神一振，从怀里掏出本厚厚的簿子——那是市舶司成立二十一年来的纠纷案例汇编。
“殿下，诸位大人，”他翻开簿子，“问题主要在三个方面。”
“其一，走私查处权。按照章程，市舶司负责查验货物、征收关税；地方官府负责缉私。可实际操作中，往往市舶司查到走私线索，要行文移交给地方官府，等那边派衙役来，走私船早跑了。”
他翻到一页：“乾元十一年，宁波港。市舶司巡检发现一艘暹罗商船夹带未报税的犀角三十对，价值万两。按例应扣押货物，并没收货物罚银五千两。可当值的宁波府通判说，‘此事需报知府定夺’，拖了三日。三日后，那艘船趁夜起锚离港，至今未获。”
刑部尚书杨靖皱眉：“为何不直接扣押？”
“因为没权。”潘允明苦笑，“市舶司只有查验权、征税权，没有抓人权、扣船权。要抓人扣船，必须地方官府出手。可地方官……”
他欲言又止。但在场所有人都明白那未尽之言——地方官和海商千丝万缕的联系，拖延三日，足够做很多手脚了。
“其二，验货标准。”潘允明继续道，“同样的货物，市舶司按《海贸货品则例》验，一等品按一等品征税，次品按次品征。可有些商贾勾结地方衙役，在货物入港前先报‘次品’，等过了市舶司查验，到了地方仓库，再换成‘一等品’销售。这中间的差价，往往落入私囊。”
“其三，也是最棘手的——外夷纠纷处置权。”他翻到簿子最后几页，“按照章程，外夷商贾在大明境内犯事，由市舶司会同地方官府，依《大明律》审理。可实际操作中，常常扯皮。地方官说‘这是夷人，该市舶司管’；市舶司说‘案发在你辖地，该你管’。推来推去，最后往往不了了之。”
他合上簿子，正色道：“臣建议，赋予市舶司有限司法权。对走私、逃税等涉海贸案件，市舶司可先行扣押人货，再通报地方官府会审。同时，在各大港口设‘海贸巡查处’，由市舶司与地方共同派员，专司海贸纠纷。”
“不可！”
这次反对的是刑部尚书杨靖。这位以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