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看向茹太素：“茹尚书，户部有没有这个数据？”
茹太素脸色不太好看，但还是点头：“有。去年南北农户平均净收入，江南比西北高五成。”
“这就是问题。”朱栋一针见血，“同样的税制，在不同地方效果天差地别。西北百姓会觉得公平吗？他们会想——我出力更多，收成更少，凭什么和江南人交一样的税？”
工部尚书薛祥忍不住插话：“王爷，此事工部有考虑。科学司的水利组在甘肃试验‘坎儿井’，若推广开来，旱地产量能增三成……”
“那是长远之计。”朱栋打断他，“眼下怎么办？去年冬天，陕西有老农跑到县衙门口，把税票撕了扔在知县脸上，说‘这税制不公，俺不认’。”
殿里一阵骚动。杨靖皱眉：“此事刑部为何不知？”
“被压下去了。”朱栋淡淡道，“那知县是个明白人，自掏腰包补了税款，又私下给老农免了两年杂役，才把事情捂住。可这种事，捂得住一件，捂得住十件百件吗？”
他看向朱雄英：“太子，臣建议，摊丁入亩按地域分档。江南水田一档，中原旱地一档，西北贫瘠地再设一档，税率阶梯递减。对西北农户，可设‘垦荒补贴’——新开荒地，前三年免税，后五年半税。”
“王爷此议，恐开恶例。”韩宜可终于开口，声音苍老但沉稳，“税制贵在统一。若一地一策，今日西北要减税，明日西南要免税，后日东北要补贴……国法何在？纲纪何存？”
老首辅端起茶盏，用杯盖轻轻拨开浮叶：“老臣知王爷体恤百姓。然治国如烹小鲜，最忌朝令夕改。摊丁入亩推行二十一年，已深入民心，此时若改，天下州县如何适应？税吏如何执行？更紧要者——若西北减税，减掉的部分从哪里补？户部的窟窿谁来填？”
他每问一句，殿里的气氛就凝重一分。是啊，减税容易，钱从哪来？
朱栋却笑了：“韩阁老问得好。钱从哪来？从海贸来，从工商来。”
他指向议题三：“商税十税一，二十一年没变。可如今是什么光景？洪武十五年，全国商税岁入不过二百万两。去年是多少？茹尚书？”
茹太素沉声道：“八百六十万两。”
“涨了四倍多。”朱栋道，“为什么？因为海贸开了，工厂办了，铁路通了。可税率呢？没变。这里头有没有调整空间？”
市舶司总督潘允明眼睛一亮：“王爷明鉴！如今海贸商品品类繁多，若一律十税一，确有不足。可南洋香料、西洋玻璃器、日本折扇，这些利润高，十税一就太轻了。而粮食、布匹、食盐、铁器这些民生必需品，十税一又显重了。”
他掏出随身账册：“下官统计过去年广州、宁波、泉州三港数据。奢侈品平均利润在四到五成以上，民生品利润不过一成。若按现行税法，卖一匹南洋香料赚五十两，缴税五两；卖一石米赚一两，缴税一钱——看似公平，实则商人都去追暴利货，民生品供应反受影响。”
“所以臣建议，”潘允明越说越激动，“将商品分等。奢侈品税率提至十税二甚至十税三；民生必需品维持十税一或略降；而对大明出口的工业制成品——比如香皂、玻璃、新式农具，不仅不应加税，还应退税鼓励，抢占海外市场！”
“荒谬！”吏部尚书吴琳拍案而起，“潘总督，你这是在动摇国本！《礼记·王制》有云：‘市廛而不税，关讥而不征。’商税本非古制，能收十税一已是朝廷恩典，你还要分三六九等？这是要与民争利到何等程度！”
这位老牌文官气得胡须颤抖：“更何况，退税？我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何须与蛮夷争那蝇头小利？简直是自降身份！”
“吴尚书此言差矣。”一个清亮的声音响起。
众人望去，说话的是坐在末席的格物院山长墨筹。这位“科学狂人”今日难得穿了官服，但头发依旧乱糟糟的，眼中闪着狂热的光。
“下官不懂经史，只懂算学。”墨筹站起身，从怀里掏出一叠图纸，“这是去年西洋诸国与大明贸易数据图。请看——”
他将图纸摊在桌上。那是一幅用炭笔画的柱状图，清晰显示着各国贸易额。
“葡萄牙，去年与我朝贸易额一百二十万两，顺差八十万两；西班牙，九十万两，顺差六十万两；荷兰虽刚来，也已做到三十万两，顺差二十万两。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每和西洋人做一两银子生意，咱们净赚六钱以上！”
他手指点着图纸，语速加快：“为什么？因为咱们卖出去的是丝绸、瓷器、茶叶、香皂、玻璃——这些要么是独门手艺，要么是咱们成本极低。而买进来的香料、珠宝、钟表，在西洋本不值这个价钱，运到东方才溢价。且科学院也能造（但产量不大），这生意，稳赚不赔！”
“既然如此，为何还要退税鼓励？”吴琳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