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芳叹了口气，重新坐下。她今年三十岁，结婚才三年，还没要孩子。丈夫在另一家工厂做技术员，两人工资加起来不算少，但前年刚买了房，每月要还房贷，压力不小。如果失业……
“陈姐，”吴普同轻声问，“您有什么打算？”
陈芳看着他，眼神有些迷茫：“能有什么打算？我这个年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再找工作，跟应届生比没年龄优势，跟资深人士比又经验不够。”她顿了顿，“再说，刚买了房，房贷一个月一千八。要是失业了……”
后面的话没说出来，但吴普同听懂了。三十岁，正是生活压力最大的时候——房贷、车贷、养孩子（或者准备要孩子）、父母年纪渐长……每一笔都是钱。
“那如果公司真的……”吴普同没说完。
“如果真的倒闭，我就去培训机构当老师。”陈芳说，声音很轻，“我大学学的是生物，教中学生物应该还行。或者……去超市做理货员也行，反正不能闲着。”
吴普同不知道说什么。安慰的话太苍白，承诺又给不了。他只能点点头，表示理解。
下午两点，周经理回来了。脸色比出去时更难看，眼睛里有血丝。
“老赵也走了。”他一进门就说，“刚才我去他家，人已经搬空了。老婆孩子都不在，邻居说，昨天就搬走了，说是去满城。”
办公室里一片死寂。
“他带走了什么？”陈芳问。
“供应商名单，采购合同，还有……”周经理苦笑，“还有咱们的原料库存明细。满城那家公司，现在对咱们的底细一清二楚。”
这意味着什么，大家都明白。竞争对手知道绿源还剩多少原料，能撑几天。知道绿源欠哪些供应商的钱，欠多少。知道绿源现在有多脆弱。
这是致命的打击。
“刘总知道了吗？”吴普同问。
“知道了。”周经理坐下，双手搓了搓脸，“我刚才给他打了电话。他……他在电话里骂了十分钟，然后说，让我看着办。”
“看着办是什么意思？”张志辉问。
“意思就是，他也没办法了。”周经理抬起头，看着三个下属，“现在的情况是：销售骨干走了，客户丢了，订单黄了。采购走了，供应商关系断了。账上没钱，原料只够撑十天。而满城那家公司，正在疯狂挖人，出的价钱是咱们的两倍。”
他顿了顿，声音很轻：“你们如果有人想走，我不拦着。真的。”
四
下班时，雨停了，但天还是阴的。
吴普同推着自行车走出厂门，看见老周在岗亭里抽烟。烟头明明灭灭，映着老周满是皱纹的脸。
“小吴，下班了？”老周招呼他。
“嗯。周师傅还不下班？”
“我等会儿。”老周吐了口烟，“刘总还在办公室，灯亮着。我等他走了再锁门。”
吴普同回头看了一眼办公楼。二楼最东边那扇窗，果然亮着灯。昏黄的灯光，在暮色中显得孤单而固执。
“刘总他……”
“不容易啊。”老周叹了口气，“我刚才送热水上去，看见他在看照片。一家三口的合影，那时候他儿子还小，现在该上大学了吧。”
吴普同想起刘总的儿子——听周经理说过，在天津读大学，学企业管理。刘总经常说，等儿子毕业了，让他来公司帮忙。
现在，公司可能撑不到儿子毕业了。
“小吴，”老周突然问，“你说，一个厂子怎么就说倒就倒了呢？”
吴普同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想起了大学时学的经济学，想起了那些关于市场竞争、资金链、管理的理论。但此刻，那些理论都太苍白。现实是，一个干了八年的公司，几十号人的饭碗，可能说没就没了。
“可能是……时运不济吧。”吴普同说。
“时运不济。”老周重复了一遍，笑了，笑容苦涩，“是啊，时运不济。可时运什么时候才能济呢？我都六十多了，等不起了。”
这话说得吴普同心里发酸。他想起父亲，想起那些在土地上刨食吃的农民，想起那些在工厂流水线上忙碌的工人。他们都在等，等时运变好，等日子好起来。可时运什么时候才能来？
“周师傅，我先走了。”
“走吧，路上慢点。”
吴普同骑上车，汇入下班的车流。街上很堵，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电动车在缝隙里钻来钻去。每个人都在赶路，赶着回家，赶着吃饭，赶着过完这一天。
路过一个十字路口，红灯。吴普同停下，看见旁边有个卖煎饼的小摊。摊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系着围裙，手脚麻利地摊饼、打鸡蛋、刷酱。一个煎饼三块钱，她一天能卖一百多个。除去成本，能赚一百多块。
一个月三千多，比他现在工资高。
绿灯亮了。吴普同继续往前骑。路过那家彩票站时，他停了下来。店里还是很多人，排队买彩票的队伍排到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