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普同没说话。他们在保定租的这间房，一个月三百五。就这，还觉得压力大。
“你今天……”马雪艳欲言又止，“在家都做什么了？”
“上上网，玩了会儿游戏。”
“没出去走走？”
“没有。”
又是沉默。饭吃得差不多了，菜也见了底。吴普同起身收拾碗筷，马雪艳要帮忙，他说：“我来吧，你歇会儿。”
他端着碗筷进厨房，打开水龙头。水很凉，他挤了点洗洁精，开始洗碗。碗不多，两个碗两个盘子两双筷子，很快就洗完了。他把碗擦干放进碗柜，擦干手，走出厨房。
马雪艳坐在床边，正在揉小腿。她每天要站八个小时，腿经常会肿。
“累了？”吴普同问。
“还行。”马雪艳说，“今天生产线出了点问题，忙了一下午。”
吴普同在她身边坐下。两人肩并肩坐着，看着对面墙上的挂钟——那是结婚时买的，最便宜的那种塑料挂钟，秒针一跳一跳地走着，发出轻微的“嗒嗒”声。
“普同。”马雪艳轻声开口。
“嗯？”
“你别太着急。”她说，“工作慢慢找，总会找到合适的。”
吴普同点点头，但没说话。
“我知道你心里不好受。”马雪艳继续说，“从绿源辞职，又去了注塑厂、铜丝厂，都不顺。但这不是你的错。那些工作……本来就不适合你。”
“那什么适合我？”吴普同问，声音很低。
马雪艳沉默了。她也不知道。她只知道，吴普同不该在注塑车间里倒模，不该在铜丝厂里拉丝，不该做那些纯粹的体力活。他读了四年大学，学了那么多知识，不该就这样浪费掉。
但她说不出口。因为现实是，那些“适合”的工作，要么找不到，要么要求太高。
“再看看吧。”最后她说，“说不定明天就有转机。”
吴普同又点了点头。他知道马雪艳在安慰他，但这种安慰让他更难受——因为他知道，转机不会自己来，需要他去争取，去碰壁，去一次一次尝试，然后一次一次失望。
窗外完全黑下来了。邻居家的电视声传过来，是在播新闻联播，主持人的声音字正腔圆。楼下有小孩在哭，有母亲在哄，有自行车铃铛响过。
很平常的夜晚。
马雪艳起身去洗漱。吴普同坐在床边没动。他看见桌角那张折起来的日历纸，上面抄着今天看到的招聘信息。他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然后移开目光。
马雪艳洗漱完回来，换了睡衣。她坐在梳妆台前——其实不算梳妆台，就是个旧课桌，上面放着一面小镜子。她开始梳头发，一下一下，梳得很慢。
“对了。”她忽然说，“我今天听说，开发区那边周末有场大型招聘会。”
“什么时候？”
“周六周日两天。你要不要去试试？”
吴普同想了想：“去吧。”
“我陪你一起去。”
“不用，你上班累，周末在家休息吧。”
“没事，我陪你去。”马雪艳转过头，看着他，“两个人一起，也好有个商量。”
吴普同看着她。昏黄的灯光下，她的脸显得柔和，眼睛里有关切，有疲惫，也有一种坚韧——那种生活磨出来的坚韧。他忽然觉得心里一暖，又一阵酸楚。
“好。”他说。
马雪艳笑了，继续梳头。梳完了，她站起来，走到床边，挨着他坐下。
“会好的。”她说，像是说给他听，也像是说给自己听。
吴普同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手指上有薄薄的茧——那是长期做化验工作，接触试剂和玻璃器皿留下的。他摩挲着那些茧，心里涌起一种复杂的情绪：愧疚，感激，还有沉甸甸的责任。
“雪艳。”他叫她的名字。
“嗯？”
“对不起。”他说，“让你跟着我吃苦。”
马雪艳摇摇头：“说什么呢。我们是夫妻，本来就应该一起承担。”
她靠在他肩上。两人就这样坐着，不说话，听着窗外的声音渐渐稀疏，夜越来越深。
挂钟指向九点。
“睡吧。”马雪艳说，“明天还要早起。”
“你先睡，我还不困。”
马雪艳躺下了。吴普同给她掖好被子，然后走到窗边。窗外是城市的夜色，远处有零零星星的灯光，近处是黑黢黢的屋顶和晾衣绳的轮廓。夜空是暗红色的，城市的光污染让星星几乎看不见。
他站了很久。
脑子里有很多念头，但又好像一片空白。未来是什么样子？他不知道。明天要做什么？去看招聘信息，去投简历，去面试，或者……再去试试那些体力活？
他想起父亲吴建军。那个沉默的农村汉子，一辈子在土地上劳作，后来又去北京工地打工。父亲从来没抱怨过，好像生活本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