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二十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年轻的掌门已经白发苍苍，当年的热血少年成了门派栋梁。而他们，在共同的危机面前，选择了团结。
“大家都明白，襄阳若破，蒙古铁骑将长驱直入，中原武林也将不复存在。”陆乘风感慨道，“而且这些年来，各派之间因逍遥别院建立的医药联盟、消息网络，早已不再是各自为政。这次联合支援，就是最好的证明。”
莲花走到窗前，望着院子里忙碌的弟子们，许久，才轻声说：“这或许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最大的意义。”
第十天清晨，襄阳的第一份战报终于到了。
送信的是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士兵，满脸风霜，左臂绑着染血的绷带。他被人搀扶着走进别院时，几乎站不稳，却还死死护着胸前的竹筒。
“逍遥别院……李神医、白神医……杨参军战报……”他说完这句话，就晕了过去。
竹筒用火漆封着，上面刻着杨康的私印——一朵小小的莲花，那是他十六岁时，莲花亲手刻了送给他的。他说要刻个特别的，莲花就刻了这朵莲花，说“见印如见我”。
我拆开竹筒，取出里面的战报。战报很厚，有官方文书，也有杨康的亲笔信。官方文书是襄阳守军呈报兵部的格式公文，措辞严谨，数据详实：
“蒙古大军于腊月初八兵临城下，先锋万人，后续主力约八万。初九至十一日，敌发动三次试探性进攻，皆被我军击退。我军伤亡三百二十七人，歼敌约两千。目前城墙完好，防御工事稳固，粮草充足，军民士气高昂……”
而杨康的亲笔信，写在普通的宣纸上，字迹工整，笔力遒劲，只是有些地方墨迹深浅不一，显然是在忙碌间隙断断续续写成的：
“师祖钧鉴：见字如面。康儿已于腊月初六抵襄阳，接防务，整军备。初八，蒙古大军至，黑云压城。然襄阳军民齐心，无一人言退。百姓自发组织巡逻队三十支，日夜巡视；救护队二十队，随时待命；青壮皆登城协防，妇孺老弱亦在后援，送饭食，缝寒衣，修器械。康儿登城望之，但见万众一心，感极而泣。深悟师祖所言：‘民心果然是最坚固的城墙’。”
信的中间部分，详细汇报了城防布置：
“城头设弩台三十座，皆配黄前辈改良之连弩；滚石、檑木、热油备足；火油喷筒已制百具，分布各险要处。另，按别院所教《城防医药准备条例》，襄阳医馆已设立分级救治制：轻伤于城下临时医帐处理，重伤转运至城内医馆，危重伤者集中至慈幼院（已腾空）。又设隔离区于城西旧营房，备防疫病传播。目前药材尚足，医者尽心，伤员皆得安置。”
信的末尾，笔迹忽然变得急促，大概是写的时候又有军情：
“又及：拖雷今日阵前喊话，言‘念及旧谊，开城投降，可保军民无恙’。康儿答‘忠义不可负，百姓不可弃’。拖雷默然良久，退去。然康儿观其军阵，攻城器械仍在增备，大战在即。倘有不测，此信或为绝笔。然康儿无悔——得师祖教诲二十载，知为何而战，知为谁而死，足矣。”
最后一句的墨迹很重，几乎透过了纸背。
我把信递给莲花，他接过去，看得很慢，很仔细。看到最后几句时，他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然后轻轻将信纸折好，收入怀中。
“康儿真的长大了。”莲花的声音有些沙哑，“这封信，字里行间，有理，有情，有担当。不仅懂军事，更懂民心，懂医理，懂大义。这比任何捷报都让我欣慰。”
“但他还是没提自己。”我指着信中那些详细的数据和安排，“从头到尾，没说他自己如何，吃住怎样，可曾受伤，几日未眠。这孩子，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
“这就是康儿。”莲花走到书架前，从最上层取下一只木匣。打开，里面是一沓沓信纸，都是这些年来杨康各地任职时写来的家书。最早的信，字迹稚嫩，写着“师祖，康儿今日审了一桩案子，终于明白您说的‘听讼当察言观色’是何意”；后来的信，渐渐成熟，“江陵大水，康儿三日未眠，幸不辱命，灾民皆得安置”；最近的一封，是半年前从临安寄来的，“朝中主和派势大，康儿据理力争，虽遭贬斥，然问心无愧”。
莲花抚摸着那些信纸，像是在抚摸一个孩子的成长轨迹：“他总是这样，把百姓放在前头，把责任放在前头，把自己放在最后。这性子，像他父亲杨铁心，也像他母亲包惜弱——刚毅与柔韧，都继承了下来。”
正说着，门外忽然传来急促的奔跑声，伴随着弟子焦急的呼喊：“师祖！急报！襄阳急报！”
一个满身是雪的弟子冲进书房，连礼都来不及行，双手捧上一封插着三根红色羽毛的信——这是逍遥别院最高级别的紧急信号，意味着生死存亡的关头。
莲花接过信，迅速拆开。信很短，只有一行字：“蒙古全面攻城，伤亡激增，医疗队速援。康。”
字迹潦草，最后的“康”字甚至没有写完，显然是在极度紧急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