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儿，走吧。”陆乘风说，“路还长，早点出发，天黑前能赶到下一个驿站。”
杨康点头，最后看了一眼别院——这个他从十二岁起生活的地方，这个给了他温暖、教导和成长的家。晨曦中，别院的青瓦白墙静谧安详，药圃里新绿的药苗在晨风中摇曳，几个早起的孩子站在门口，眼巴巴地看着他。
他深吸一口气，转身，大步走向停在院外的马车。
马车是逍遥商行准备的，不算豪华，但结实耐用。车夫是个经验丰富的老把式，跑过很多次北边的路。杨康和陆乘风上了车，车夫扬鞭，马儿嘶鸣一声，车轮缓缓转动。
我们站在门口，目送马车远去。丘处机站在我身边，道长今天没有穿道袍，穿了一身寻常的灰色布衣，看起来像个普通的老者。他望着渐行渐远的马车，久久不语，只是握着拂尘的手，指节有些发白。
马车消失在晨雾中，留下深深的车辙和满院的寂静。孩子们站在门口，一直望到看不见了，才蔫蔫地回来，有几个年纪小的，已经开始抹眼泪了。
陆乘风拄着拐杖，望着远方的路，轻声说：“总觉得……院子里少了点什么。空落落的。”
是啊，那个从十二岁起就在别院长大的少年，那个跟着我们学医认药、跟着丘处机练剑习武、跟着陆乘风学算账理账的少年；那个会在义诊时耐心安慰病人、会在书房里熬夜读书、会在练功时咬牙坚持的少年；那个从迷茫到坚定、从稚嫩到成熟的少年，就这样踏上了属于他自己的征途，去往一个未知的、充满挑战的地方。
而我们能做的，只有祝福，和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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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康到枣阳后的第一封信，是两个月后寄来的。那时已经是初夏，终南山的桃树已经结出了青涩的小果。
信很厚，用了三张信纸，密密麻麻写了十几页。字迹起初工整，后来渐渐潦草，显是越写越激动，越写越想倾吐。
他说枣阳的情况，比想象的更糟。
“我到枣阳那天，是四月初八。天阴着，下着毛毛雨。马车驶进县城时，我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一县治所——城墙塌了好几处，缺口处用木头和泥土胡乱堵着；街道坑坑洼洼，积水混着泥浆，散发着难闻的气味；两旁的房屋，十间有五六间是空的，窗破门歪，屋顶长草。”
“县衙在城中心，还算完整，但也破败不堪。门前的石狮子缺了一只耳朵，大门上的漆剥落得差不多了，推开时吱呀作响，像是随时会散架。衙役只有二十几个，大多老弱，穿着破旧的号衣，无精打采地站在堂下。”
“我到任第一天，还没来得及熟悉情况，县衙门口就聚集了三十多个告状的百姓。有白发苍苍的老者，有衣衫褴褛的妇人，有面带稚气的少年。他们跪在泥水里，举着状纸，哭喊着‘青天大老爷做主’。”
杨康在信中详细描述了那些案子：王家庄的王老汉，儿子被邻村的恶霸打死，告了半年，县衙不理；李村的李大娘，女儿被山贼掳走，生死不明；张镇的三户人家，田地被乡绅强占，告到县衙，反被打了板子……
“我坐在堂上，听着他们哭诉，看着他们眼中的绝望和期盼，心里又沉又重。那沉，是责任的重量；那重，是良心的压力。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肩上扛的，不仅是朝廷的任命，更是这几万枣阳百姓的身家性命。”
但他没有慌乱。他记着李莲花的话——审案须查实据。
“我把所有案子都记下来，一件件去查。田地去丈量，尸首去检验（虽然已经埋了半年，但我还是请了仵作开棺），证物去收集，证人去询问。有些案子年代久远，证据难寻，我就一遍遍跑，一遍遍问。一个月下来，三十多个案子，结了二十七个。虽然累，每天只睡两三个时辰，但看着百姓拿到公道时流下的眼泪，看着他们跪下磕头说‘谢谢青天大老爷’，我觉得值。”
信的后半部分，写的是他推行“县衙公开审案”的事。
“枣阳以前的案子，都是县官在二堂私下审理，百姓不知情，就容易猜疑，觉得官官相护，有钱能使鬼推磨。我把审案搬到大堂，打开县衙大门，允许百姓旁听。起初有人闹事，在堂下喧哗、起哄，甚至有人想冲上堂来。我就让衙役维持秩序，讲明规矩——可以听，可以看，但不能喧哗，不能干扰审案。第一次公开审案，来了上百人，把大堂挤得水泄不通。”
“效果出奇的好。百姓亲眼看着案子怎么审，证据怎么查，判决怎么下，对县衙的信任就慢慢回来了。有几个陈年积案，就是因为公开审理，有旁听的百姓提供了新线索，才得以破获。比如王老汉儿子被打死的案子，就是有个旁听的老妇人站出来说，她那天在河边洗衣服，看见恶霸带着几个人从河边跑过，手里还拿着带血的棍子。有了这个线索，案子很快就破了。”
我看得连连点头，心中欣慰。公开、透明，这是取信于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