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是枣阳？”陆乘风看着吏部文书，眉头紧皱，“那地方……太危险了。我年轻跑商时去过一次，城墙塌了半边，街上没几个人，县衙破得连门都关不严。而且听说那里的匪患特别严重，有好几股山贼，连襄阳守军都剿不干净。”
“是我自己要求的。”杨康坦然道，接过文书仔细看着，“吏部本来给我安排的是江南富县——湖州德清县，那地方富庶安宁，是个好去处。但我主动上书，请求调往边境。我说，杨家世代忠良，我虽不才，也愿效仿先祖，为国守边。枣阳虽苦，却是大宋北门，关系重大。我愿往枣阳，为陛下守此门户，为百姓谋此生路。”
这话说得硬气，也说得漂亮。既表达了忠心，又展现了担当，还隐含了“杨家后人”的身份——吏部官员看了，既不好拒绝，也乐得顺水推舟，把这块难啃的骨头扔给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
丘处机听说后，连夜从全真教赶来。他看着任命文书，又看看杨康，眼中满是欣慰，也满是忧虑。
“康儿，好，好！”道长拍着杨康的肩，声音都有些哽咽，“不贪安逸，不畏艰险，主动请缨守边，这才是我杨家的种！你爹娘在天有灵，看到你今天的样子，也该放心了，该笑了！”
但私下里，丘处机还是忧心忡忡地来找我们。那时已是深夜，书房里点着灯，道长坐在我们对面的椅子上，眉头拧成了疙瘩。
“李兄，白姑娘，枣阳那地方……我真不放心。”他压低声音，“金兵时常越境骚扰，杀人抢粮；境内匪患不断，有黑风寨、白虎岭好几股山贼，加起来不下三四百人，个个都是亡命之徒。枣阳县衙那几十个衙役，老的老，弱的弱，真遇上事，顶什么用？康儿才十八岁，虽然武功不错，但双拳难敌四手，我怕他……”
“怕他应付不来？”李莲花接过话头，语气平静，“道长，孩子长大了，总要去飞。我们能做的，是给他准备好翅膀，教他如何飞翔，然后放手。总不能因为他可能会摔跤，就永远把他关在笼子里。”
丘处机叹了口气，揉着眉心：“道理我懂。当年送他去终南山，也是想让他离开王府那个是非之地，学些真本事。这些年看着他长大，学医习武，读书明理，我心里是高兴的。可这次……这次不一样。枣阳那是刀山火海，他是要去当官，要独当一面，要面对真刀真枪，要应付明枪暗箭。我……我就是放心不下。”
“放心。”我安慰道，给道长倒了杯热茶，“我们会暗中看着的。至少第一年，不会让他真出什么事。陆乘风会跟他去枣阳，以逍遥商行的名义开个分号，既能帮他了解民情，传递消息，也能在必要时提供帮助。”
李莲花也点头：“而且，康儿不是一个人。他这些年学的东西，够用了。医术能让他了解民生疾苦，武功能让他自保，读书能让他明辨是非，和我们一起处理逍遥令牌的事，让他学会了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建立规矩。这些，都是他在枣阳能用上的。”
丘处机这才稍微安心，端起茶喝了一口，长长地吐出一口气：“那就好，那就好……有你们在，我就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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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行前，杨康来辞行。
那是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别院里还静悄悄的。杨康换下了常穿的布衣，穿上了七品知县的绿色官服——那是吏部颁发的，崭新的官服，胸前绣着鸂鶒补子，腰间系着素银带，头上戴着乌纱帽。那身官服穿在他十八岁的身上，不显臃肿，也不显老气，反倒衬得他挺拔清正，自有一股端方之气，像一棵刚刚长成的青松，虽未参天，但已有了栋梁之姿。
他跪在堂前，对着我们，也对着丘处机，行了三跪九叩的大礼。
“师父，师娘，丘道长。”他的声音在清晨的寂静中格外清晰，“弟子此去枣阳，路远艰险，不知何时能归。这些年教导之恩、养育之情，弟子铭感五内，永世不忘。”
李莲花上前扶起他：“起来。男儿膝下有黄金，以后不必行此大礼。”
杨康站起身，眼眶微红，但强忍着没有落泪。他走到我面前，从怀中取出一个蓝布小包，双手奉上：“师娘，这是我这几年整理的医案和药方，有些是我自己琢磨的，有些是跟您学的，还有些是下乡义诊时从民间收集的偏方验方。留在别院，或许有用。”
我接过布包，入手沉甸甸的，不止是纸的重量，更是一个少年的心血，是他六年光阴的结晶。我打开布包，里面是十几本线装册子，用蝇头小楷写得工工整整，每一页都有日期、病人情况、诊断、用药、疗效。还有几本专门记录了各种疑难杂症的治疗心得，有些方子我都没见过，显然是杨康自己钻研出来的。
“有心了。”我合上册子，小心收好，“我会让别院的孩子们都看看，让他们知道，他们的康师兄有多用功。”
杨康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那笑容里还残留着几分少年人的腼腆。
陆乘风也收拾好了行装，拄着拐杖站在一旁。他也要跟去枣阳，以逍遥商行二掌柜的身份。这几年，陆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