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厚厚的手稿，是杨康自己写的《枣阳民生调查报告》。里面详细记录了枣阳的人口、田地、赋税、物产、灾情，甚至每个村的户数、每户的人口、每人的田地，都写得清清楚楚。还有对当地气候、土壤、水源的分析，对百姓主要生计（种地、打猎、采药、小买卖）的描述，对赋税负担、徭役情况的统计。
报告写得极其详实，数据清晰，分析到位，完全不像一个十八岁少年能写出来的东西。显然，这两个月他不仅审了案，还深入乡间，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
“治县先问农桑。”李莲花翻看着报告，眼中露出赞许之色，“他确实听进去了，也做到了。这份报告，比很多在任多年的知县都写得好。”
报告的最后，杨康提出了几个初步设想：
一是在县城设“劝农司”，请经验丰富的老农，教百姓新的耕作法，比如轮作、间作、施肥；引进耐旱耐贫的作物，如高粱、粟米。
二是在各乡设“义仓”，丰年时百姓自愿捐粮，县衙也拿出一部分结余购粮储存；荒年时开仓放赈，平价售粮，防止粮商囤积居奇。
三是在边境设“互市点”，允许枣阳百姓与对岸的金国商人交易。枣阳产药材、兽皮、山货，金国那边有马匹、羊毛、盐铁。互市可以互通有无，增加百姓收入，也能缓和边境紧张气氛。
“想法很好。”我放下报告，对李莲花说，“但实行起来不容易。劝农司需要请人，需要花钱；义仓需要建仓，需要储粮；互市点需要选址，需要守军同意，还需要防止奸细混入。枣阳一穷二白，县衙那点赋税，连衙役的俸禄都发不全，哪来这些钱粮？”
“所以他需要帮助。”李莲花合上报告，沉吟道，“但我们不能明着插手，不能让人知道知县和江湖门派有牵连，否则会被弹劾结党营私，甚至通匪。”
我们商量了一夜，最后决定：以逍遥商行的名义，在枣阳设立分号。陆乘风已经在那边了，就以他为主，开个商行。一来可以收购当地特产——药材、兽皮、山货，运到南方去卖，为百姓增加收入；二来可以运来枣阳急需的粮食、药材、农具、布匹，平抑物价；三来……商行人来人往，消息灵通，可以成为杨康的眼睛和耳朵，帮他了解民情，传递消息，甚至在必要时提供一些暗中的支持。
陆乘风在下一封信中得知这个决定，立刻回信表示赞同。他说枣阳虽然穷，但确实有些特产不错，比如一种叫“枣阳艾”的艾草，药效特别好；还有山里的灵芝、茯苓、何首乌，品质上乘。如果能打通商路，不愁销路。
“而且，”陆乘风在信里写，“开商行有个好处——可以名正言顺地雇人。我可以雇一些青壮当伙计、护院，这些人平时是商行的人，关键时候，可以帮县衙维持秩序，甚至……剿匪。”
最后这句话，让我和李莲花对视一眼。陆乘风想得周到，但也透露出枣阳局势的不稳——匪患，已经成了必须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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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乘风的商行在枣阳开张后，消息来得更勤了。每月都有信，有时是陆乘风写的，有时是杨康写的，有时两人合写一封。从信里，我们看着枣阳一点一点地变化，像一个久病的人，慢慢恢复了生机。
劝农司建起来了。陆乘风从江南请来三位老农，都是种田的好手，经验丰富。杨康在县城划出一块地，作为试验田，让老农们示范新的耕作法。起初百姓观望，只有几户胆子大的跟着学。秋收时，那几户的收成比往年多了三成，消息传开，第二年春天，跟着学的人就多了起来。
义仓也建起来了。杨康说服了几个还算开明的乡绅捐粮——不是强迫，是讲道理：荒年时百姓没饭吃，就会变成流民，流民就会变成匪盗，到时候谁都别想安稳。乡绅们想想有道理，加上杨康承诺在义仓的账目上公开透明，每笔进出都张榜公布，接受监督，他们也就捐了。县衙也挤出一点钱，买了一批粮。再加上逍遥商行以“慈善”名义暗中补贴的，四个乡的义仓总算有了点规模。
那年秋天，枣阳遭了蝗灾。黑压压的蝗虫从天边飞来，所过之处，庄稼被啃得精光。百姓哭天抢地，眼看就要绝收。杨康当机立断，开义仓放粮。四个义仓同时开仓，按人头平价售粮，特别困难的家庭可以借粮，来年再还。
那一场蝗灾，枣阳没有饿死人。百姓领到粮食时，跪在县衙门口磕头，说杨知县是“再生父母”。杨康在信里写：“师娘，当我看到那些百姓捧着粮食，眼中重新燃起希望的光时，我觉得，这两个月的奔波劳累，值了。”
互市点最麻烦。金国那边倒是愿意，派了个小官来接触，说他们也需要中原的茶叶、丝绸、瓷器、药材。但宋军这边不答应，襄阳守将吕文德亲自写信给杨康，说互市点容易成为奸细往来的通道，坚决不同意。
杨康没有放弃。他亲自去襄阳，面见吕文德。那时他上任才三个月，一个十八岁的七品知县，去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