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在河南道段仿佛一条被激怒的黄龙，浊浪挟着雷霆万钧之势，自西向东奔腾咆哮。往年这个时候，沿岸州县早已严阵以待，今年却格外不同——去岁冬，朝廷特拨二十万贯“固防专银”，女皇亲自下诏“务必筑成金汤之堤”。州县上报的文书里满是“堤高两丈，基阔五丈，夯土以米浆”“可保三十年无恙”的豪言。然而此刻，当第一波真正的汛期洪峰抵达瓠子口时，新建不过半年的堤坝，竟如同孩童堆砌的沙堡般脆弱。
子夜时分，一声闷雷般的巨响撕破雨幕。
不是雷声，是长达三十余丈的堤段整体崩塌。积蓄了上游数日暴雨的黄河水，瞬间找到了宣泄的缺口，浑浊的巨浪如同千万匹脱缰的野马，呼啸着冲垮堤后的拦水矮墙，涌向低洼的平原。熟睡中的村庄甚至来不及发出太多惨叫，便被浑浊的洪水吞噬。房舍如纸糊般倒塌，树木被连根拔起，牲畜和人的尸体在浪涛中翻滚沉浮。
三个县、十七个乡、近五万百姓，一夜之间，家园尽成泽国。
消息在第二日午后传到神都时，朝堂震动。然而真正让老臣们浑身发冷的，是紧随其后的第二份急报：地方官开仓备赈，核对账目时骇然发现，今春下拨的二十万贯防汛专银，库中实存竟不足五万贯！十五万贯白银，足够再筑一条同等规模的堤坝，如今却不知所踪，只换来这道一冲即溃的“豆腐堤”。
“混账！！”东宫密室中，韦氏一把将急报抄件拍在案上，指甲几乎要嵌进紫檀木里。她胸口剧烈起伏，眼中燃烧的不仅是愤怒，更有一种近乎悲怆的寒光。“十五万贯……十五万贯！那是多少民脂民膏？是多少百姓的血汗？他们怎么敢——怎么敢用这笔钱去筑一道催命的堤？！”
坐在下首的王同皎一身戎装未卸，甲胄上还沾着城外巡逻时溅上的泥点。这位左骁卫中郎将今晨奉命，率本部八百士卒开赴灾区“维持秩序、协助救灾”。命令是张易之通过控鹤监直接下达的——看似倚重，实则是将烫手山芋扔给与东宫关联密切的将领，无论救灾成败，皆可寻衅。
王同皎没有抱怨军令，他甚至主动请缨增派了人手。此刻，他年轻的脸上笼罩着一层与年龄不符的沉重。
“母亲，”他改了私下称呼，声音因疲惫而沙哑，“儿今日巳时抵瓠子口。溃堤处……惨不忍睹。水面浮尸数以百计，大多老弱妇孺。幸存者聚在高地，无粮无药，哭声震野。儿已命士卒就地伐木扎筏救人，开随身军粮暂济，但杯水车薪。”
他顿了顿，从怀中取出一卷被油布仔细包裹的纸张，展开铺在韦氏面前。纸上墨迹被雨水洇开些许，但字迹仍可辨认，是潦草的供词和简图。
“这是儿秘密提审原武县仓大使赵德荣所得。”王同皎指着其中几行，“赵德荣招供：三月领到专银十八万贯（有两万贯被户部直接扣作‘折耗’），实际用于采买石料、木材、民夫工食的，仅七万贯不到。余下十一万贯，被层层‘截留’。”
他的手指向下移动：“其中，河南道观察使衙门‘借调’三万贯‘填补旧亏’；汴州刺史府‘提成’两万贯‘以充公用’；原武、阳武、卷县三县县令各‘分润’八千贯。最后剩余的四万六千贯……”王同皎的声音陡然变冷，“被一位‘神都来的贵人特使’全部提走，说是‘宫中急用’，未留任何凭据，只让赵德荣在空账上画押。”
韦氏死死盯着那个数字：“四万六千贯……宫中急用？”她冷笑，笑声却带着颤音，“哪个宫中？上阳宫？迎仙宫？还是……控鹤监？！”
王同皎沉默，答案不言而喻。他又展开一张简图，上面粗略勾勒着黄河流向和溃堤位置，旁边标注着细小批注：“堤基深不足五尺（应为丈二）”，“夯土未掺石灰糯米（诏书明令）”，“石料多为河滩碎砾（应用青条石）”，“民夫日食两餐稀粥（应有干粮肉菜）”。
“这是儿询问几个侥幸逃生的老河工和监工小吏所得。”王同皎低声道，“他们都说，今春修堤时，物料以次充好，工食克扣严重，民夫多有逃亡，工程草草了事。曾有正直的县丞上书质疑，三日后便被以‘延误工期’之罪革职查办。”
密室内一时死寂，只有窗外淅沥的雨声。烛火在韦氏剧烈起伏的胸口投下晃动的阴影。
良久，韦氏缓缓坐下，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案上一对小小的、已经有些褪色的金锁——那是李重润和李仙蕙幼时佩戴的旧物。
“皎儿，”她的声音忽然变得异常平静，平静得可怕，“你说，如果我那苦命的润儿、仙蕙还活着，看到今日这千里浮尸、饿殍遍野的景象，他们会怎么想？他们因为议论张氏兄弟‘奢靡无度’而被构陷赐死。可他们说的‘奢靡’，比起这吸食民髓、祸国殃民的贪渎，又算得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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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同皎喉头滚动，不知如何回答。他想起妻子李如萱提起早夭兄姐时那含泪却倔强的眼神，想起岳父李显每每提及便如惊弓之鸟的恐惧，更想起自己军中同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