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中侍御史陈延之的值房，在西侧厢房最里间。房间不大，陈设简朴至极：一桌一椅一榻，靠墙立着两个顶天立地的紫檀书架，架上密密麻麻堆满了历年案牍。临窗一张宽大的柏木书案，案上文房四宝摆放得一丝不苟，砚台里的墨永远保持着半干的状态，笔架上悬着大小七八支毛笔，毫尖皆理顺，无一散乱。
此刻已是申时末，冬日天色暗得早，值房里却还未点灯。陈延之坐在书案后，就着窗外最后一点天光，正翻阅着一份户部送来的例行公文——关于今冬各道州府常平仓存粮核验的汇总。他看得极慢，左手执卷，右手执笔，偶尔在旁边的素笺上记下几个字，字迹工整，笔画清晰，透着一股不疾不徐的沉稳。
若单看这一幕，任谁都会认为，这不过是一位勤勉尽职的御史，在按部就班地履行监察之责。
唯有陈延之自己知道，在他面前摊开的，远不止这一份公文。
书案左手边，叠放着今日从各部曹送来的各类文书副本：吏部的考功簿册摘要、刑部的秋决案卷目录、工部的工程奏销明细……这些是他作为殿中侍御史，有权也有责查阅的资料。他每一份都仔细看过，用朱笔在上面勾画、批注，提出疑问或建议，明日这些便会送回各衙门——这是他明面上的工作，无可挑剔。
而在书案右手边，看似随意搁着的一本蓝布面簿册下，却压着另一套截然不同的记录。
那是一本私人笔记，封面无字，内里纸张也寻常。但上面记录的内容，若是流传出去，足以在洛阳官场掀起惊涛骇浪。
陈延之放下手中的户部公文，揉了揉有些发涩的眼角，伸手取过了那本蓝皮簿册。他没有立刻翻开，而是先起身，走到门边，侧耳听了听廊下的动静——只有远处书吏们整理档案的轻微声响，以及穿堂风掠过檐角的呜咽。
他闩上门闩，回到书案后，并未点灯，而是从抽屉里取出一支特制的细管，揭开尾端封蜡，将里面无色无味的药水滴在眼中两滴。片刻后，他再睁开眼，那双平素温和沉静的眼眸，在昏暗的光线里竟泛着一层极淡的、适应黑暗后的微光。
他这才翻开簿册。
最新的一页，墨迹半干，记录的是昨日之事：
“久视二年十一月廿二，晴，大风。
辰时三刻，张易之赴户部，晤度支郎中杜承恩。言谈约半柱香，多以‘陛下关怀’为引。巳时初离。未时，户部重议江淮漕运承运事，万隆商号得列前三，永丰、通达落选。杜承恩称病三日。
按：此乃张党插手钱粮要务又一例证。手法依旧，借天威以营私。万隆商号赵万隆，十一月以来，三赴张府，礼单不详，然其车马出府时，载重明显。当留意其后续动向及漕运执行。”
再往前翻：
“十一月十九，雪。
御史宋璟上疏，弹劾洛阳县令‘纵容胥吏，勒索商贾’，语多激切。疏入，留中不发。宋璟愤懑，于值房疾书至夜。魏元忠过而止之，叹曰‘时机未至’。宋璟掷笔于地。
按：清流渐躁，然慑于上意，投鼠忌器。张党气焰日炽，非无因也。”
“十一月十五，阴。
赴狄府，谒狄公灵位，遇狄光嗣。言及朝事，光嗣黯然，曰‘父亲去后，朝中再无直言之人’。又云东宫闭门，太子形销骨立，太子妃韦氏则深居简出，然韦氏族人近日活动频繁，多与北门禁军中下层将领家眷往来。
按：东宫之恨，刻骨铭心。韦氏非甘于沉寂之人。北门禁军……当深察。”
陈延之的目光在这些记录上缓缓移动，脑海中同步浮现出更详尽的画面、声音、乃至人物的细微表情。这些文字背后，是大量琐碎而持续的情报收集——有些来自他公开身份的合法查访，有些来自墨羽网络的秘密传递，更多的，则源于他自身敏锐的观察与缜密的推断。
他提笔，在“万隆商号”旁注了一行小字：“查其船队真实规模、历年承运损耗、及与漕运官吏过往勾连。可由墨羽江南道暗桩着手。”
在“北门禁军”四字下，他画了一道横线，又注：“韦氏联络者，皆为郎将、校尉等中层，未及将军。然禁军体系盘根错节，中层动荡，足可撼动全局。须持续关注，但切忌打草惊蛇。”
写完这些，他翻到簿册最后几页。那里并非每日记录，而是分门别类的人物与事件研判摘要。
在“张易之、张昌宗”条目下，他写道：
“核心目标：巩固圣宠，扩张权势，编织保护网。
行事特点：一、借势。一切行动皆依托上意，以‘陛下关怀’、‘代天巡视’为名。二、渐进。避开军国大事、宗室要员，专从财、吏、工程等易腐处入手，由小而大。三、结党。以利相诱，以势相压，网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