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晌，副局长点头：“你说得对。从下个月起，我们将试点推行《流动人口失联警情处置规范》，明确要求：凡涉及外来务工人员、未成年人、残障人士等群体的失联报案，必须二十四小时内录入全国数据库，并启动初步调查程序。”
会后，有位年轻警官私下找到文牧业：“以前我觉得你们媒体总爱夸大问题。可看完那些片子，我才明白，有些事不是你们放大了，是我们太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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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凡则在筹备《沉默的父亲》正式播出前的最后一轮修改。
这一次，她不是为了删减情绪，而是为了增加希望。她在福建回访时，意外得知一位曾出现在片中的失踪工人竟已被找到??原来他在云南某矿区被迫劳作多年，因语言不通且身份证被扣，始终无法求助。直到当地警方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才得以解救。
郭凡立刻补拍了重逢场景：妻子扑进丈夫怀里嚎啕大哭，五岁的女儿怯生生叫了一声“爸爸”，又赶紧躲到妈妈身后。镜头静静记录着这一切，没有解说，只有窗外淅沥的雨声和屋内压抑的啜泣。
她把这段加进了正片结尾，配上一行字：
> “截至2024年4月，本片涉及的四十三位失踪者中，已有三人确认生还，两人经dNA比对成功寻亲，另有十一案正在侦办中。”
她说：“我不想让人看完只觉得绝望。我要他们知道：找，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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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末，《灯》的最后一版完成。
宁昊坚持不用明星配音，所有旁白均由原讲述者亲自录制。哪怕是那个十岁女孩的声音略显稚嫩颤抖，他也保留了下来。他在终审会上说：“艺术的尊严不在完美，而在诚实。”
影片总长一百一十七分钟，分为五个章节：《微光》《裂缝》《行走》《回应》《不熄》。每一章开头，都会浮现一句来自涂鸦墙的话，作为引子。
首映选在中国传媒大学礼堂。结束后，一位学生举手提问：“宁导，您现在被称为‘娱乐圈纪委’，有人说您在道德绑架观众，您怎么看？”
全场安静。
宁昊笑了笑，反问：“如果我说，我只是想让更多人听见那些本来听不见的声音呢？如果一部电影能让一个人去报一次警、写一封信、打一个电话，那它就算完成了使命。至于标签……让他们贴吧。只要真相还在往前走，我就愿意背着这些骂名走下去。”
台下掌声雷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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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初，教育部发布通知，将在全国中小学推广“社会影像教育课程”。
首批推荐片单中，《私人的正义》《沉默的父亲》《灯》赫然在列。文件特别指出：“鼓励学校通过真实影像引导学生关注社会议题，培养同理心与公民意识。”
消息传出，网络再度热议。有人支持，称这是“教育的觉醒”；也有人质疑，认为“政治化倾向明显”。但无论如何，这些作品已经突破了影院与屏幕的边界，进入了下一代的成长记忆。
深圳一所中学的语文老师李雯，将《灯》中环卫工人唱歌的片段剪成三分钟短片，作为作文课素材。她让学生写下观后感。有个初二男孩写道：
> “我一直觉得扫地的爷爷奶奶很脏，不想靠近。但现在我知道，他们在凌晨四点唱的戏，可能是家里老人留下的唯一回忆。我不该嫌弃他们，我应该帮他们捡起掉落的手套。”
李雯把这篇作文发到微博，配文：“教育不是灌输，是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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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最热的一天，宁昊收到一封挂号信。
信封泛黄，邮戳显示来自甘肃武威。里面是一张手绘地图，线条歪斜却认真标注了“XX村小学”“河边老槐树”“我家旧屋”。背面写着：
> “叔叔你好，我是朵朵。那天你在安阳院里抱了我一下，我记得。我现在上四年级了，成绩很好。老师让我们写‘最想感谢的人’，我就写了你。我爸还没找到，但我妈说，只要我不放弃画这张图，他就一定能顺着路回来。”
>
> “你可以把我写的这篇作文放进你的电影里吗？我想让我爸看到。”
宁昊盯着那张稚嫩的地图看了很久，眼眶发热。他拨通郭凡电话：“帮我联系央视，我想在《沉默的父亲》正片前加一个彩蛋单元，专门收录普通人写的‘回家信’。”
“你不怕被说煽情？”郭凡问。
“怕。”他顿了顿，“但我更怕有些人永远等不到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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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流火，在宁昊的推动下，“平凡影像基金”正式启动。
首期募集资金三千万元，全部用于资助非营利性社会纪实项目。申请条件苛刻：必须由真实经历者主导创作，必须公开资金使用明细，必须承诺成果免费向公众开放。
第一位获得资助的是林溪的《看不见的路》。她在立项书上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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