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大厅人声鼎沸，午后的阳光透过巨大的落地玻璃窗，在光洁的大理石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随着一群带着统一鸭舌帽、拖着超大号行李箱的团队成员走出到达口，原本分散在...
宁昊回到工作室的那个夜晚，北京的风裹挟着初夏的燥热与槐花将谢未谢的气息，在厂房铁皮屋顶上轻轻刮过，发出细碎的沙响。他推开那扇被漆成深灰色的旧门时，林溪正坐在剪辑台前，戴着耳机，手指缓慢而坚定地在键盘上敲击。她的屏幕是特制的读屏软件界面，声音低缓地念出每一帧时间码和字幕内容。
“还在调？”宁昊轻声问。
林溪摘下耳机，露出一个腼腆的笑容：“最后一段旁白……我想让它更像‘走路’的感觉。”
“走路？”
“嗯。”她点点头，“我小时候第一次独自走过三条街去上学，每一步都数着砖缝。那种心跳、呼吸、脚底触感……我想让观众闭着眼也能听见这条路。”
宁昊沉默片刻，忽然转身从柜子里取出一瓶水，拧开递给她：“那就按你心里的节奏来。别怕慢，怕的是失真。”
林溪接过水，指尖微微发颤。她不是没被人否定过??三年前她报名纪录片训练营，评审说：“视障者怎么拍影像？你连画面都看不见。”可今天，在这间由废弃厂房改造的工作室里，有人告诉她：你的盲，恰恰是你看得最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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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灯》巡映至重庆。
这场放映设在一座老居民楼的天台上，银幕挂在两栋楼之间，用投影仪从阳台打出光。观众席是临时搬来的塑料凳、小马扎，甚至还有人坐在自家晾衣架拆下来的木板上。空气闷热潮湿，远处江面传来轮船的汽笛声。
影片开始前，一位中年男人走上前来，自称姓刘，是本地公益组织“山城寻踪”的负责人。他说：“我们这里有三十多个家庭，孩子丢了五年以上，警察立案了，但线索断了。你们这个片子，能不能放完之后，给我们十分钟？让我们把孩子的照片打在银幕上？”
宁昊没有犹豫：“可以。不止十分钟，只要有人看，我们就一直播下去。”
放映如期开始。当那位环卫工人哼唱京剧的画面亮起时，不少老人悄悄抹泪；当自闭症少年朗诵完诗歌，全场响起掌声，连隔壁楼探出头看热闹的年轻人也跟着鼓掌。而到了“山城寻踪”环节，大屏幕上一张张失踪儿童的照片缓缓滚动，配着家属录制的语音：
> “阳阳，今年该上初中了，妈妈给你织了件毛衣，红色的，你说最喜欢红色。”
> “小宇，爸爸修好了你摔坏的遥控车，你什么时候回来骑？”
> “婷婷，奶奶种的桂花开了，香得很……你闻得到吗？”
夜风吹过，照片在光影中微微晃动，仿佛随时会飞走。有个小女孩突然站起来，指着其中一张说：“我见过她！去年在解放碑地铁口，她跟一个阿姨在一起，穿蓝裙子！”
现场顿时骚动起来。刘哥立刻记下信息，并联系团队核实。虽然最终发现只是相似脸型，但那一刻，所有人意识到：**看见，本身就是行动的起点。**
散场时，宁昊站在楼梯口送人。一位母亲紧紧抱住他，声音哽咽：“导演，谢谢你没把我们忘了。我们都快撑不住了……可今晚，我觉得我儿子也许也在某个地方，看着同一片天。”
他只能用力回抱，一句话说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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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文牧业接到公安部打拐办的通知，受邀参与一场内部座谈。
会议地点在石家庄，参会者包括公安系统刑侦专家、民政部门代表、技术公司工程师，以及几位长期从事打拐工作的民间志愿者。主持会议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副局长，开场第一句话就掷地有声：
“过去我们靠人力走访、人工比对，效率低，覆盖面窄。现在AI人脸识别、大数据轨迹追踪已经成熟，问题是??如何让它真正下沉到基层派出所，而不是锁在实验室里？”
接着，他点名文牧业：“文记者，你跑得最多，见得最广。你说说，一线最缺什么？”
文牧业站起身，语气沉稳：“不是技术，是意识。很多基层民警仍然认为，成年人失联不算案，务工人员‘跑了就跑了’，家属哭闹一阵也就算了。可正是这种‘不算事’的心态，让许多本可挽回的悲剧成了死结。”
他打开笔记本电脑，播放了一段视频：一名四川父亲在广东工厂打工期间失踪，家人报警七次，均被以“无犯罪迹象”为由拒接。三个月后，尸体在工地化粪池被发现，死因系作业时跌落窒息。而事发当天的监控显示，他曾向保安求助设备故障，却被误认为“醉酒闹事”。
“这不是个例。”文牧业合上电脑，“这是系统性忽视的结果。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套针对流动人口失联的快速响应机制，再先进的技术也只是装饰品。”
会议室一片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