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雪来得突然，像是老天爷也想给这座城市洗一洗脸。清晨六点，他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空荡的街道，一片片雪花落在栏杆上，瞬间融化成水珠，顺着铁锈的缝隙滑落。手机屏幕亮了，是郭凡发来的消息：
> “《沉默的父亲》第一期素材剪完了。你要看看吗？”
他回了个“好”。
视频长达八十七分钟，没有配乐，只有风声、工地机械的轰鸣、断续的对话和深夜工棚里压抑的咳嗽。镜头从北京南五环外的一个临时板房开始推进，画面晃动，仿佛拍摄者也在颤抖。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蜷在床角，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嘴里低声念着：“小军……爸爸对不起你。” 他叫王德海，山东临沂人，在北京干了十二年钢筋工，儿子七岁那年走失于火车站，至今杳无音信。
郭凡的镜头没有刻意煽情，只是静静地拍着他翻找行李箱的动作??里面全是寻人启事，按年份分类，最新的一沓印着“若您见到此人，请拨此号码”，下面贴着一张AI修复后的童年照。
“他每年春节前都去火车站发传单，”画外音是郭凡的声音，“哪怕保安赶他，他也不走。他说：‘我怕孩子回来那天，没人认得我。’”
宁昊看得喉咙发紧，眼眶发热。这不是电影，却比任何剧本都更刺人心肺。他忽然想起自己曾在一次访谈中说：“我不拍悲剧，我只拍真实。” 可现在他明白了，有些真实本身就是悲剧，而我们之所以还能坐在这里谈论“艺术”，是因为有人正替我们承受着这些真实。
他给郭凡回了一句：“别急着上线。等我帮你找个更大的出口。”
他知道，这部片子一旦发布，必定引发震荡。不是因为它多悲惨，而是因为它太常见。全国有三亿流动人口，背后藏着多少个王德海？他们的故事从未被讲述，不是因为不重要，而是因为没人愿意听。
***
两天后，宁昊约见了央视社会与法频道的制片人李岩。
他们在央视老楼旁一家咖啡馆见面，窗外雪未停。李岩四十出头，戴着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你明白我们在体制内的难处。这种题材，尺度把握不好，轻则删减，重则禁播。”
“我不是来求你们播的。”宁昊放下咖啡杯，“我是来问，如果内容足够扎实，证据链完整，有没有可能以‘专题调研纪录片’的形式立项？”
李岩挑眉：“你是想让它穿上公文的外衣？”
“对。”宁昊点头，“它不该是流量工具，也不该是控诉檄文。它是证据，是记录，是为那些沉默者留下的一份档案。”
李岩沉默许久，终于开口：“我可以申请内部试映。但有两个条件：一是必须由权威机构联合背书；二是所有案例需经公安或民政系统核实。”
“没问题。”宁昊说，“我会让郭凡团队把白皮书再深化一轮，同时联系公益律师团做法律合规审查。”
临走时，李岩忽然问：“你图什么？你现在完全可以拍商业大片，赚快钱。何必?这趟浑水？”
宁昊笑了笑，声音很轻：“因为我记得自己也曾是个差点被遗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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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文牧业从云南归来，带回一段关键影像。
那是在勐腊边境派出所的一次例行盘查中，一名被解救女孩指认出当年参与拐卖的中间人??竟是当地一家“劳务中介”的老板。警方顺藤摸瓜，挖出一个横跨云贵两省的非法用工网络：他们以高薪招工为名诱骗务工人员，实则将其转卖给偏远矿区和地下作坊，部分女性甚至被多次转手。
文牧业将这段素材命名为《黑途》，并连夜整理出一份三千字的情况说明，附上GPS定位、通话录音和受害者口述笔录，直接递交给公安部打拐办。
三天后，他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文先生，您提交的材料已转交专项行动组。感谢您的协助。”
对方没留名字，语气冰冷，但那通电话本身就意味着改变正在发生。
当晚，他在日记本上写道：
> “以前我以为记者的责任是曝光黑暗。现在我才懂，真正的责任是把火种送到能点燃它的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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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凡收到宁昊建议后，立即启动第二轮田野调查。
她带着团队北上河北、南下福建，深入建筑、纺织、快递等多个行业，采集了四十三位失踪劳工家属的第一手资料。其中最令人心碎的是一位安徽母亲的故事：她的儿子在厦门送外卖时失踪，监控显示他最后一刻正驶向一座跨海大桥。家人报警，却被以“成年人自主失联”为由不予立案。半年后，有人在桥墩附近发现一辆锈迹斑斑的电动车，车筐里还夹着未送出的餐盒。
“他不是不想回家，”母亲抱着儿子的工作服哭着说，“他是回不了。”
郭凡蹲在地上拍完了整段采访，直到电池耗尽。回程路上，摄影师红着眼睛问她：“姐，我们真的能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