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粘合剂。你选用的粘合剂，它的模量随温度变化的曲线是什么样的？在-40°c时是不是会变得像玻璃一样脆？在85°c时会不会软化得像橡皮泥？”
“它的老化特性呢？在加州紫外线和昼夜温差循环下，六个月后，一年后，它的性能衰减是多少？你的仿真模型里，粘合剂是理想的弹性体，还是引入了时间、温度、湿度相关的本构模型？”
一个个问题，像手术刀，精准地剥开工程师基于“合理假设”和“典型数据”搭建起来的、看似稳固的技术方案，露出底下未经夯实的地基。
这些问题并不刁钻，
它们指向的都是这个具体问题A最根本的物理和化学原理。马大圣没有引入任何无关的b、c、d知识来做自作聪明的类比，他就是死死咬住A本身，要求对话者必须对A所涉及的全部基本事实，有彻底的理解和基于实证的把握。
工程师的脸色从忐忑变成了苍白，他手里的纸张被捏得微微发皱。
有些问题他能模糊地回答一部分，有些则完全触及了他的知识盲区或工作疏漏。他试图解释，语速越来越快，夹杂着更多的专业术语，但逻辑链条在马圣冷静的追问下，开始出现断裂和含糊。
“我们……我们主要参考了之前莲花底盘的一些连接经验，还有航空航天领域一些复合材料应用的案例……”
“莲花用的是玻璃纤维和钢，还是铝合金？航空航天案例的温变范围、载荷谱、寿命要求和成本约束，跟我们一样吗？”马圣的声音不大，但那种毫不妥协的追问，比咆哮更具压迫感。
“不用你关于b、c、d系统的经验，对A系统做一个自以为聪明的类比。而类比，是通往错误最便捷的路径。”马圣总结道，语气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近乎残酷的、对模糊思维的零容忍。
“我要的，不是可能，不是大概，不是工程上通常。我要的是，因为A，所以b，在c条件下，误差不超过d。如果条件c不满足，我们就去创造满足c的环境，或者修改方案直到它满足。如果因为A所以b这个逻辑链条你无法用数学和物理严格证明，那就不要把它当作事实来使用。”
“现在，回去。把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可能，都变成是或否，把每一个变量，都追溯到它的物理源头和可测量性。三天后，我要看到新的报告，里面不应该再有可能、大概、通常这类词语。如果有，你就不必再负责这个模块了。”
工程师站在那里，眼神有些发直，手里的资料似乎变得重若千钧。他意识到，自己带来的这个“进展”，在老板这种刨根问底的审视下，可能连半成品都算不上，只是一堆建立在流沙上的漂亮图表。
马圣沉默了几秒钟，看着工程师额头的汗珠和眼中逐渐清晰的惶惑。
他没有继续施压，也没有发怒，只是缓缓说道，“我知道这很难。每一项都需要时间，需要测试，需要钱。”
“但如果我们连自己用的材料在最基本的热膨胀行为上都不清楚，我们怎么敢说这辆车能在死亡谷的夏天和阿拉斯加的冬天都可靠？怎么敢把它卖给客户？”
他指了指工程师手里的纸，“去找塔彭宁，申请资源，制定计划。我们有百分之多少的置信度。明白么？”
似乎是对这位没有用“you fired”作为对话的结尾，工程师如蒙大赦，又像被抽空了力气，点了点头，声音干涩地说了句“明白了，埃隆”，便匆匆转身离开了，背影显得有些仓皇。
长桌旁恢复了安静，只有远处车间隐约传来的工具声和电脑风扇的嗡鸣。
马圣拿起水瓶，又喝了一口，然后重重地吁了口气，那气息里满是疲惫，那叹息里充满了疲惫，以及一种对智力惰性根深蒂固的厌恶。
他转向李乐，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沮丧和烦躁：“瞧见了吗？这就是我最讨厌的事情。他们总想走捷径，用经验代替思考，用妥协掩盖无知。他们不愿意，或者没有能力，把问题彻底想透，想到最本质的那一层。”
“不是基于事实和逻辑的层层推进，而是用模糊的经验、似是而非的类比、未经检验的数据，堆砌出一个看似可行的方案。浪费时间，浪费精力，最终可能导向灾难。”
“我必须把他们按在问题的最底层，从物理公式和化学分子式开始，一步一步往上捋。稍有松懈，他们就会滑回那种‘差不多就行’的思维惯性里。”马圣摸出烟，点上，狠狠的嘬了几口，看向对面翘着二郎腿晃悠着的李乐。
“有时候我觉得，我不是在造车，我是在给一群聪明人上基础科学补习班，同时还要跟资金、时间、供应链和物理学本身。”
李乐一直安静地听着，看着。
他看到了马圣那种近乎病态的“彻底理解”的强迫症，看到了他对“实事求是”毫无妥协的坚持，也看到了这种坚持如何化作高压，施加在每一个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