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光公社的土路上，被晒得滚烫的黄土扬起细尘，随着一辆吱呀作响的木板车滚动，在身后拖出两道蜿蜒的灰痕。
板车的两根车把被攥得温热，前面拉车的是江奔宇，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劳动布褂子，褂子后背已经洇出一大片汗渍，紧贴着结实的脊背，随着脚步起伏微微晃动。车后推着的是他的小舅子秦宏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额前的刘海被汗水粘成几缕，脸上带着没脱的稚气，却使劲弓着腰，把浑身力气都压在车把上。
“姐夫，歇口气不？这日头也太毒了！”秦宏良喘着粗气，声音里带着几分沙哑。他抬手抹了把额头的汗，掌心的泥灰混着汗水，在脸上划出两道黑印，倒添了几分憨厚。
江奔宇脚步没停，只是侧过头看了眼板车上的竹筐，筐里铺着湿漉漉的水草，几十条鲜活的鲫鱼、鲤鱼在里面扑腾着，偶尔溅起几滴水花，落在滚烫的车板上，瞬间就蒸发成一片白汽。“再走两里地就到公社了，这会儿歇了，鱼该不新鲜了。”他的声音沉稳，带着几分庄稼人的实在。江奔宇黝黑的脸庞轮廓分明，额角的青筋随着呼吸微微跳动，胳膊上的肌肉线条在布褂下隐约可见。
昨晚他带着秦宏良摸黑去了村后联通田渠水道的龙滩河，借着手电筒光和月光网鱼、摸鱼，折腾到后半夜才回来，装了满满两竹筐，就是盼着能到公社的供销社换点紧俏的日常百货。
1977年的川省农村，物资依旧匮乏。粮票、布票、油票是过日子的硬通货，就连买块肥皂、打瓶酱油都得凭票供应。
生产队里分的粮食勉强够糊口，想要添置点锅碗瓢盆、给娃扯块布做衣裳，都得想办法凑钱凑票，或是用自家的土特产去换。龙滩河的鱼多，却是集体财产，私下捕捞拿去卖这算是“投机倒把”，若是被生产队发现，轻则没收，重则还要在社员大会上作检讨。江奔宇也是实在没办法，不可能直接掏钱资助岳父一家的吧？掏少了没什么用，掏多了又得解释这钱的来源。刚分家，家里的铁锅又漏了，油盐酱醋也见了底，才冒险带着小舅子摸了这趟鱼。
板车在土路上颠簸着，车轮碾过坑洼处，竹筐里的鱼就跟着蹦跶一阵，水草上的水珠不断滴落，在车后留下一串湿痕。路两旁的稻田里，稻苗已经长到半尺高，绿油油的一片，被风吹得泛起涟漪。偶尔有几只白鹭从田埂上飞起，掠过头顶，引得秦宏良抬头张望。远处的山坡上，稀疏的马尾松顶着烈日，叶子被晒得有些发蔫，蝉鸣声此起彼伏，像是在抱怨这难熬的酷暑。
“姐夫，你说供销社的人能给咱换多少东西？”秦宏良又开口问道，语气里带着几分期待，又有几分忐忑。他长这么大，除了跟着父母和同村的人来公社赶集，还从没拿东西去供销社换过货，心里没底。
江奔宇沉吟了一下，说道：“看情况吧。鲫鱼个头小，估计能换点盐和肥皂，那条大鲤鱼要是能多换点，就给你妹春竹扯块花布，再买口新铁锅。”他想起岳父家里借来还是漏了的铁锅，每次做饭都得用陶盆接着，煮出来的饭总带着股铁锈味，秦嫣凤刚出月子不久，还要喂孩子喝母乳，可不能吃这样的饭，毕竟两个娃娃虽然还小，可也得注意安全，总不能一直将就吧？
说话间，前方渐渐出现了一片低矮的房屋，土坯墙、青瓦房，错落有致地排列着，那就是红光公社的所在地。最显眼的是公社办公大楼，两层高的青砖建筑，墙上刷着“农业学大寨”的红色标语，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供销社就在办公大楼旁边，是一间宽敞的砖瓦房，门楣上挂着“红光公社供销社”的木牌，油漆有些剥落，却依旧透着几分“公家”的威严。
两人放慢了脚步，江奔宇警惕地看了看四周，见没人注意他们，才低声对秦宏良说：“等会儿进去，你少说话，看我来交涉。别提是昨晚摸的鱼，就说是自家鱼塘养的，知道不？”
秦宏良连忙点头：“知道了姐夫，我不说话。”
板车停在供销社门口的大槐树下，树荫下已经有几个社员在乘凉，手里拿着篮子或布包，显然也是来买东西的。江奔宇擦了擦汗，提起一只竹筐，秦宏良拎着另一只，两人一前一后走进了供销社。
供销社里光线有些昏暗，水泥地面被扫得干干净净，靠墙摆着几排货架，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商品，却都用玻璃柜或木板隔着，上面贴着标签，写着商品名称和价格，旁边还标注着需要的票证。盐、酱油、醋、肥皂、洗衣粉、针头线脑、布料、鞋袜……琳琅满目，却大多是凭票供应的紧俏货。柜台后面站着两个售货员，一男一女，都是穿着蓝色的干部服，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
女售货员约莫三十多岁，脸上没什么表情，正低着头拨弄着算盘。男售货员年纪稍大，大概四十出头，眯着眼睛靠在椅背上，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慢悠悠地喝着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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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我们想用鱼换点东西。”江奔宇走上前，尽量让自己的语气显得客气。他把竹筐放在柜台上，竹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