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山水咣咣砸着院门，过了好半晌，里面才传来脚步声。“哪个遭了横瘟的，把额家的院门砸坏了，你给额赔啊！”“杨建义，我是你爷，赶紧开门，来领导了！”听出是马山水的声音，杨建义忙开了门，黑瘦黑瘦的一个中年汉子，头发乱糟糟的，胡子老长。“支书啊！咋不言语一声，额还以为又是哪家不懂事的愣头青咧！”杨建义说着，看向了跟在马山水身后的李天明等人。领导？又是哪来的领导？他现在就想看见发救济粮的，往年到了这......李天明握着手机的手猛地一僵，指节瞬间泛白，车窗外掠过的断壁残垣忽然模糊成一片灰白的雾。他没出声，只是喉咙里“嗯”了一声，短得像被砂纸磨过。电话那头蒋敬的声音低沉而滞涩：“今早七点四十三分，走得很安静……没受罪。秘书说，昨晚还翻了三本旧笔记，有一本……是你当年在海城农科所写的《高产玉米田间管理手札》影印本，边页上全是批注，红蓝两色钢笔字，密密麻麻。”李天明没应，只把手机慢慢贴紧耳朵，仿佛怕漏掉一个音节。“首长走前，让把这本子……烧了。”宋晓雨察觉到他不对劲，侧过身来，轻轻碰了碰他手背。李天明没躲，却下意识攥住了她的手指，力道重得让她微微皱眉。“烧了？”他终于开口，声音哑得厉害。“嗯。火盆是首长自己点的。最后一页，他拿铅笔写了四个字——‘种下去’。”车内一时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口细微的嗡鸣。李光强从后视镜里瞥了一眼，悄悄把车速降了两公里。四萍低头整理膝上文件，指甲掐进掌心。李天明闭上眼。十七岁那年，他蹲在海城郊区一块盐碱地上，用搪瓷缸子舀水浇刚冒芽的玉米苗，裤脚沾满泥浆，裤管卷到膝盖，脚踝上还带着前日被芦苇割开的血口子。老所长蹲在他旁边，烟锅明明灭灭：“小李啊，地不欺人，你流多少汗，它就还你多少粮。可人要是欺地……地不说话，但人会饿死。”那本手札，是他熬了四十六个通宵，在煤油灯下抄录、绘图、算产量比值、记录虫害周期，连标点都数着格子写，就为让贫瘠的土里多结一穗实。“种下去”……不是“记得”，不是“留着”，是“种下去”。他睁开眼，窗外正经过一片新垦的坡地，几台推土机停在边缘，黄土新鲜得刺眼。远处，几个穿迷彩服的年轻志愿者正弯腰栽树苗，动作生涩却极认真，一人腰带上别着半截啃剩的馒头。“哥？”三红轻声问，她刚从张学振那儿得知消息，眼圈又红了，这次却没哭出来。李天明摇摇头，把手机递还给宋晓雨：“帮我回个话，就说……我替他，把种子埋深些。”宋晓雨接过手机，没拨号，只把它轻轻压在胸口，像护住一小块尚有余温的炭火。当晚住在成都西郊一家老式招待所。墙皮斑驳，水龙头拧紧还滴水，但床单是新换的，带着阳光晒过的洁净味道。李天明没睡，坐在窗边小凳上，就着台灯昏黄的光，用一支旧钢笔在随身带的硬壳笔记本上写字。笔尖沙沙响，像春蚕啃食桑叶。宋晓雨披着外套进来，端了杯热蜂蜜水。她没说话，只把杯子搁在窗台，然后挨着他坐下，肩膀轻轻靠着他的胳膊。灯光把她鬓角新添的几缕银丝照得格外清晰，发根处，黑与白交界的地方，细软得近乎透明。李天明写完一页，翻过去，第二页开头，他用力写下：“1970年3月12日，海城东沟子村，旱地五亩，试种‘海选一号’……”那是他人生第一块试验田，也是他所有执念的起点。“那时候真敢想啊……”他忽然笑了一下，声音很轻，“跟公社书记拍桌子，说宁可不评先进，也要把化肥指标匀给我那五亩地。书记气得摔搪瓷缸，缸底‘为人民服务’四个红字崩掉一块漆。”宋晓雨也笑了，伸手把他衣领往上拽了拽：“那缸，后来你不是赔了人家三个？自己编柳条筐装的，筐底还刻了‘东沟子李’。”“你记得倒清。”“你干的每件傻事，我都记着。”她顿了顿，指尖无意识捻着衣角，“包括……你偷偷把首长送的那块上海牌手表，换成一袋子杂交稻种，寄回老家给堂弟。你堂弟后来靠那袋种子，养活了全家八口人，还供出两个大学生。”李天明笔尖一顿，墨水在纸上洇开一小片蓝晕，像一滴无声的泪。他没否认。有些事，从来不需要解释。就像他十五岁离家时，父亲塞给他一个粗布包袱，里面是半袋小米、一双布鞋、一本《齐民要术》，还有一张泛黄的纸片——上面用毛笔写着“李氏族训：耕者不欺地，匠者不欺器，士者不欺心”。他一直没告诉宋晓雨，那纸片，他夹在户口本第一页，至今没取出来过。第二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李天明独自出了门。宋晓雨醒时，发现他枕下压着一张折好的信纸，上面只有两行字：“晓雨，我去趟青羊区种子站。中午回来，带你去吃龙抄手——你爱的那家，老板姓陈，三十年没换过铺面。”她摸了摸信纸，尚有微温。青羊区种子站是栋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砖楼，墙缝里钻出青苔，门口挂的木牌漆皮剥落，露出底下更旧的木纹。“四川省农科院良种推广中心”的字样，已被岁月磨得模糊。李天明推开吱呀作响的玻璃门，风铃晃动，发出喑哑的铜音。柜台后坐着个戴老花镜的老头，正用放大镜看一粒稻谷。见有人来，他抬头，镜片后的眼睛浑浊却锐利：“买种？”“买‘川优365’，还有‘蜀光麦1号’。”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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