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村委会时，刘东正焦急地翻找文件。“舅，省里派下来的调研组提前两天到了，说要突击检查‘青年返乡创业基金’的使用台账，还点名要看原始凭证。”
“让他们看。”李天明脱下湿透的布鞋，换上干爽的棉袜，“账本从没锁过柜子，会议室桌上摆着呢。告诉他们，想查哪一笔都行，连我去年买扫帚花了十七块五毛也记着。”
“可他们不是审计局的人，是省委政研室的！”
“那就更该看看真实是怎么活出来的。”他端了杯热水坐下，“我们不怕查，怕的是他们带着模板来套答案。乡村振兴不是填空题，是问答题，还得自己写过程。”
中午，调研组一行四人抵达。领头的是位四十出头的女干部，姓周，说话干脆利落，眼神锐利如刀。她没进办公室，直接去了农创园，在王婷的温室大棚里蹲了近一个小时，翻看了销售记录、用工名单、水电支出明细，又随机找了两位返乡青年访谈。下午转到生态厕所改造现场，亲手掀开保温层查看管道包裹情况，连化粪池编号都拍照留存。
晚饭安排在村中一户普通人家。八仙桌，土灶菜，炖白菜、炒豆皮、小米饭，人均成本不到十五元。周组长吃得安静，中途只问了一句：“你们这儿，村干部有补贴吗？”
“有。”李天明夹了一筷子腌萝卜，“每月八百，年底根据考核再补两到三千，由村民代表大会投票决定。”
“你呢？你是书记，拿多少？”
“一样。”他笑了笑，“多的我不敢拿，拿了晚上睡不着。”
饭后，她在院中站了许久，望着天上初升的星斗。临走前对助手说：“不用写报告了，我知道该怎么写了。”
三天后，村里收到一封来自政研室的感谢信，附带一份长达二十页的《永河模式观察手记》。文中写道：“这里没有标准化的美丽乡村样板间，却有最真实的乡村治理肌理；不见宏大口号，但处处是无声的共识。他们不追求‘快’，却走得极稳；不强调‘新’，却始终在生长。”
与此同时，一场暗流正在涌动。
某知名财经媒体刊发深度报道《谁在阻止资本下乡？》，影射李家台子以“生态保护”为名，拒绝外来投资，实则形成地方利益垄断，阻碍区域经济发展。文章引用匿名“知情人士”说法，称“所谓生态积分、信用贷款，不过是变相的人情统治”，并质疑“青年创业基金是否存在权力寻租”。
舆论骤起。网络上开始出现争议帖，有人支持“守住底线”，也有人批评“固步自封”。甚至有学者撰文称：“乡村发展不能靠道德理想主义撑场子，最终还是要靠市场机制破局。”
李天明没有回应。他让刘东把全文打印出来，贴在村委会公告栏最显眼的位置，下面留出一大片空白纸：“欢迎各位乡亲写下你的看法。”
第二天清晨，纸上已密密麻麻写满字迹。
“我家娃靠积分换了三本书，这是人情还是公平？”
“我男人在外打工十年没回，现在回来种藕，拿了五万贷款，一分利息都没多收??这叫寻租？”
“你们城里人坐着空调房骂我们挡了财路，可你们来住过一晚吗？”
“我们不要热搜第一，只要孩子能喝上干净水。”
更有意思的是，几个孩子用蜡笔画了一幅大图：一群小人手拉手围成圈，圈外站着高鼻子怪兽，写着“资本怪”三个字。旁边配文：“我们保护家园，就像蚂蚁守巢。”
李天明让人把这幅画扫描上传，只加一句话：“孩子们不懂经济学，但他们知道什么会伤害家。”
一夜之间，舆情反转。无数网友留言：“原来最朴素的道理，才是最难被击穿的逻辑。”“这才是基层的声音，不是被剪辑过的宣传片。”
风波未平，另一件事悄然落地。
四月十八，国家发改委官网发布《关于推广第二批农村改革典型案例的通知》，其中，“永河七村联盟构建全民参与型生态治理体系”位列首位。文件明确指出：“该模式实现了环境保护、社区自治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机统一，具有广泛复制价值。”并要求各地组织学习研讨。
更关键的是，随通知下发的还有配套政策：中央财政将设立专项引导资金，支持各地建设“生态信用积分试点区”，优先向已有群众基础的地区倾斜。
当晚，理事会紧急召开视频会议。十二个代表全数在线，气氛凝重。
“这次要是接不住，以后别人真要说我们只会喊口号了。”牛家伟抽着旱烟，“钱来了，规矩也得跟上。”
“我提议成立‘生态信用管理委员会’。”李天明开口，“由反特权监督岗牵头，吸纳教师、医生、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