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老陈那边？”母亲急切地问。
“工友们凑了点，加上我身上带的，先给了老陈一万多，应应急。剩下的，他儿子在想办法借。”父亲声音沙哑，“可这不是长久之计。我们二十几号人，加起来被欠了快四十万。老姚跑得没影，姓刘的把话说到那个份上，就是打定主意要拖，拖到我们没力气闹为止。”
古民给父亲倒了杯水，坐到他旁边。“爸，刘经理那套说辞，核心就两点：一是用‘甲方没给钱’当挡箭牌，把工程款纠纷和我们劳动报酬混为一谈；二是赌我们不懂法、怕麻烦、耗不起。我们不能按他的节奏来，得跳出他画的圈。”
“怎么跳？”父亲抬头，眼中是深深的无力感，“我们一帮大老粗，除了认得几个字，会干啥？那些法律条文，那些部门衙门，听着就头大。以前也不是没人被欠过工钱，最后能要回来一半都算好的，大多是不了了之。”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古民语气坚定，“以前你们是单打独斗，或者临时凑一起，没头苍蝇一样乱撞。现在，我们得把大家组织起来，用对方法。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把证据链搭起来。没有证据，到哪里都说不上话。”
“证据……”父亲苦笑，“记工本在老姚手里。发工钱有时候是现金，有时候转账，也是转到老姚的卡上，他再取现发给我们。微信里倒是说过活儿，可都是东一句西一句，能顶用？”
“能。”古民肯定地说，“零散的、口头的、间接的，只要是能证明你们在那儿干活、干了多久、谁安排的、应该拿多少钱的，都算证据。微信聊天记录、短信、电话录音，哪怕工友之间互相提到哪天干了什么活的聊天记录，都行。还有，你们每天在哪个楼、哪个楼层干活，总有印象吧？有没有穿工服？有没有人拍过工地的照片、视频，哪怕背景里有你们在干活也行。平时跟老姚、跟刘经理，甚至跟甲方监理打交道，说过什么，有没有人在场听到？”
父亲努力回忆着，眼神渐渐聚焦。“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老陈他女婿，好像有一次来送东西，拍过我们吃饭的视频，背景就是工地。还有，上个月因为材料问题，我们找过刘经理一次，当时好几个人都在，吵了几句，好像有人录音了……记不清是谁了。微信群里，老姚倒是经常发明天干什么活，在几号楼。转账记录……我找找，去年底有过几次转账，是老姚转的，备注好像是‘生活费’还是‘部分工资’。”
“太好了！”古民精神一振，“这些都很重要。爸，光靠我们俩不行。被欠薪的工友有二十多个，每个人可能都掌握一点零碎的信息。我们需要把这些碎片拼起来。而且，光靠我们这代人跑腿、递材料，精力、对政策的理解、还有那些手机电脑上的操作，都有限。得把工友们的子女发动起来。”
父亲愣了一下：“孩子们？他们有的在外地，有的上班忙……”
“再忙，自己爹妈的血汗钱被黑了，也得管！”母亲在一旁插话，语气坚决，“小民说得对。你们老哥几个，凑在一起就是着急上火，想不出章程。孩子们年轻，见识多，会上网，知道怎么查东西，怎么写材料。这事，就得联合起来，老的小的一起使劲！”
古民点点头：“妈说得对。而且，工友们的子女，各行各业都有，说不定就有懂点法律、在政府部门、或者会跟媒体打交道的。人多力量大，思路也广。爸，你明天就跟那些被欠薪的、信得过的工友说，让他们联系自己的孩子，把情况说清楚。咱们约个时间，找个地方，一起开个会，当面把情况捋清楚，证据归拢，商量个办法。时间就定在明天晚上，地点……找个安静点的茶楼包间，或者便宜的会议室，费用大家平摊。”
父亲看着儿子眼中冷静而灼热的光芒，又看看老伴支持的态度，心中那团绝望的乱麻，似乎被理出了一丝头绪。他用力点点头：“行！我明天一早就跟他们说！”
第二天，父亲在工友群里发了消息，又挨个给几个关系近的、被欠薪数额大的工友打电话，说明了古民的想法。响应比预想的要快。被欠薪的工友，哪个不是一肚子火和愁？听说有年轻人愿意牵头想办法，都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不到半天，就有十几个工友明确表示参加，并会叫上自己的孩子。
当晚，在市郊一家茶楼的包厢里，挤挤挨挨坐了二十多号人。除了父亲和七八个核心工友，剩下的都是他们的子女，从二十出头到三十五六岁不等。职业五花八门：有在公司做程序员的，有在工厂·当技术员的，有跑销售的，有在商场做导购的，还有个在街道司法所当临聘人员的姑娘。空气里弥漫着茶味、烟味，以及一种混合了焦虑、期盼和些许怀疑的复杂情绪。
古民作为发起人，先简单介绍了自己，然后没有废话，直接切入主题。他用最直白的话，把昨晚在项目部与刘经理的对峙、对方的“工程款未结”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