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老师转过身，眼睛里有种遥远的光，像在回忆一场盛大而残酷的梦。
“按照我的风险管理系统，单笔交易最大仓位应该是总资金的20%。即使是最激进的模型，也不应该超过35%。但那一次，我对自己说：这是‘确定性机会’，不是概率游戏。概率是给普通人的，天才可以超越概率。”
他停顿了很久，久到陈默以为他不会再说了。
“我押上了全部。”蔡老师的声音轻得像耳语，“八千万自有资金，再加五千万融资，杠杆1.6倍。总仓位一亿三千万，只买这一只股票。”
房间里只剩下雨声，和铁皮桶里的滴水声。
“然后呢？”陈默问，虽然他已经知道结局。
“然后消息是真的，重组是真的，香港资金也真的在建仓。”蔡老师说，“股价在我买入后一周涨了30%。我的浮盈接近四千万。所有人都来恭喜我，说蔡神又要创造神话了。”
“那为什么……”
“为什么最后会这样？”蔡老师指了指自己的腿，又指了指这间棚户房，“因为市场从来不关心什么是‘确定性’。”
他走回桌边，翻开笔记本的另一页。那里贴着一张走势图，手工绘制的，上面用红笔画了一个巨大的箭头，指向最高点，然后是一路向下的曲线，陡峭得像悬崖。
“股价涨到30%时，突发利空。不是公司的利空，是行业的，宏观的——紧缩政策，清查违规资金。大盘开始跌，我的股票也跟着跌。但我不怕，我有‘确定性’，我知道重组会成功，知道公司价值被低估。”
“所以您没卖？”
“不但没卖，还在下跌过程中加仓。”蔡老师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因为我的模型告诉我，这是‘非理性下跌’，是市场错误，是加仓的好机会。我用尽了所有融资额度，把杠杆加到2.5倍。总投入接近两个亿。”
陈默感到手心出汗。两个亿，即使在今天也是天文数字，在1994年更是无法想象。
“股价跌了20%的时候，我的风控系统第一次发出警报。按照规则，我应该至少减仓一半。但我关掉了警报，心想：系统是我写的，我知道它的局限性。这次情况特殊。”
“跌了30%时，营业部开始要求我追加保证金。我抵押了房子，抵押了车子，找朋友借了一圈钱。那时候我还在想：只要重组消息一公布，一切都会回来。”
蔡老师闭上眼睛。
“跌到40%时，爆仓了。”
两个字，轻描淡写。但陈默知道，这两个字背后是一个人一生的坍塌。
“强平单像雪片一样涌出，股价在一天内跌了50%。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账户已经归零，还倒欠证券公司六百万。”蔡老师睁开眼睛，那里面已经没有痛苦，只有一片荒芜，“房子没了，车子没了，朋友翻脸了。妻子带着孩子离开的那天，我在马路上站了三个小时，然后走进了黄浦江。”
陈默猛地抬头。
“没死成。”蔡老师指了指自己的腿，“被船桨打中了，捡回一条命，腿没了。在医院躺了三个月，想通了一件事。”
“什么事？”
“我错在哪儿了。”蔡老师说，“不是错在判断失误——判断失误是必然的，没有人能永远正确。我错在，当判断失误发生时，我没有给自己留下生存的空间。”
他重新坐下来，打开那本写满公式的笔记，翻到最后一页。
那里没有复杂的公式，只有一行手写的字，墨迹很深，力透纸背：
“任何单笔投资，潜在亏损额必须控制在总资金的2%以内。”
“2%？”陈默问。
“对，2%。”蔡老师指着这行字，“这不是凯利公式算出来的，是我用一条腿换来的。意思是，即使你这笔投资全亏光，最多也只亏总资金的2%。这样，你即使连续错五十次，还能剩下一些本金，还有翻身的机会。”
他拿出一个算盘——那种老式的、木框黑珠的算盘，珠子已经被摸得油亮。
“假设你有十万本金。2%的风险限额，意味着单笔交易最多承受两千块的亏损。”蔡老师的手指在算盘上滑动，“如果你买一只股票，设定的止损位是买入价下方8%，那么你能买多少股？”
陈默心算：2000元÷8%=25000元市值。如果股价10元，就是2500股。
“两千五百股。”他说。
“对。”蔡老师点头，“市值两万五，只占你总资金的25%。这意味着，即使你很看好这只股票，即使你觉得胜率很高，你的仓位上限也被风险限额锁死了。”
“可是……”陈默犹豫，“如果机会真的很好，25%的仓位是不是太低了？万一涨了，赚得也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