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来时那种急促的暴雨，而是绵密、细碎、无休无止的江南梅雨。雨水顺着闸北棚户区低矮的屋檐滴落，在门前坑洼的地面上敲出无数个小水坑。陈默坐在蔡老师家唯一一张完好的椅子上，看着雨水从屋顶漏进来，在墙角铁皮桶里发出单调的“滴答”声。
这个不到十五平米的房间，曾经的主人住在西区一栋有花园的洋房里。
蔡老师拄着拐杖，从床底拖出一个木箱。不是上次装交割单的那个，这个箱子更小，更旧，锁扣已经锈蚀。他费了些劲才打开，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七八本笔记本，牛皮纸封面，边角磨损得起了毛边。
“这是我的第二套教材。”蔡老师说，声音比刚才讲止损时平静了些，但那种平静底下，有种更深的东西，“如果说交割单记录的是‘我犯了什么错’，这些本子记录的，就是‘我当时以为自己有多聪明’。”
他抽出最上面一本，翻开。
不是文字，是公式。
一页又一页，密密麻麻的公式、图表、计算过程。有手写的，有用计算尺画的，有用最早那种点阵打印机打印然后贴上去的。陈默看到熟悉的符号：期望值e(x)、概率p、收益率r……还有更多他不认识的。
“这是……”陈默凑近看。
“仓位管理模型。”蔡老师说，手指划过一页泛黄的纸，“从最简单的固定比例，到动态调整，到基于波动率的风险平价雏形。我花了七年时间，写了四万多行代码，回测了a股所有历史数据，美股五十年数据，日股三十年数据。”
陈默震撼得说不出话。他以为蔡老师只是个交易失败的老股民，却没想到对方曾经深入到这个程度。
“您……您都懂这些？”
“懂？”蔡老师笑了，那笑容苦涩得像黄连，“我何止懂。1990年，全上海能真正理解凯利公式的人不超过十个，我是其中之一。1992年，我写的资金管理系统，被三家早期私募拿去当核心模型。1993年……”
他停住了，看向窗外雨幕。
“1993年，我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市场的密码。”
蔡老师翻到笔记本中间一页。那里贴着一张照片，是年轻时的他，西装革履，站在一间摆满电脑的房间中央，背后屏幕上滚动着红绿数据。他意气风发，嘴角带着掌控一切的笑容。
照片下面有一行钢笔字：1993年4月12日，量化投资部成立。未来可期。
“这是我。”蔡老师说，手指轻轻触碰照片上自己的脸，“那时候我三十八岁，管理八千万资金，年化收益率连续三年超过50%。证券公司给我配了六个助手，行业里叫我‘蔡神’。”
陈默看着照片，又看看眼前这个衣衫破旧、一条裤管空空荡荡的老人，无法把两者联系起来。
“后来呢？”
“后来？”蔡老师合上笔记本，“后来我觉得，我太保守了。”
他从箱子里拿出第二本笔记，翻开第一页。上面是一个简洁的公式：
f=p-(1-p)/b
“凯利公式的简化版。”蔡老师说，“f是应该投入的资金比例，p是胜率，b是赔率（盈利时收益率/亏损时损失率）。举个例子：如果你有60%的胜率（p=0.6），盈利时赚20%，亏损时亏10%，那么赔率b=20%/10%=2。”
他拿起一支铅笔，在笔记本空白处计算：
f=0.6-(1-0.6)/2
=0.6-0.4/2
=0.6-0.2
=0.4
“根据凯利公式，你应该投入总资金的40%。”蔡老师抬起头，“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
陈默想了想：“意味着……即使你有60%的把握，最多也只能用四成仓位？”
“对。”蔡老师点头，“而且这已经是相当理想的情况——60%的胜率，盈亏比2:1。实际上，大多数散户的胜率不到50%，盈亏比倒挂，按凯利公式计算，他们根本就不应该入场。”
陈默感到一阵凉意。他想到了营业部里那些每天追涨杀跌的人，想到了赵建国，甚至想到了曾经的自己。
“那您当时……”
“我当时已经不用凯利公式了。”蔡老师说，翻到下一页，“我觉得它太保守。我开发了自己的模型，基于市场情绪、资金流向、宏观因子的多变量系统。回测显示，在1991-1993年的数据上，我的模型年化收益率能达到120%，最大回撤只有15%。”
“这……这不是很好吗？”
“是啊，很好。”蔡老师笑了，笑声干涩，“好到我开始相信，市场就是一台提款机，而我有密码。”
他站起来，拄着拐杖走到窗前，背对陈默。雨水在玻璃上蜿蜒流下，像眼泪。
“1994年3月，我发现了一个‘确定性机会’。”
陈默屏住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