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非经义无用，实乃时势所需，人才亦当因势而导。适量增加专科名额，与经义取士并行不悖，可收广纳贤才、各尽其用之效。”
赵敏、狄仁杰、柳如云，一位是掌兵部的皇妃，一位是以断案安民着称的能臣，一位是总领政务的首辅，三人接连发言，有理有据，直指当前官员知识结构与现实治理需求脱节的核心问题。
许多务实派的官员，尤其是与钱粮、工程、律法打交道的部门主官，闻言不禁暗自点头。
然而，这番言论，却像滚油中滴入了冷水，瞬间在另一批朝臣中炸开了锅。
率先发难的是礼部右侍郎，一位年近五旬、以学问渊博、恪守礼法着称的老臣。他出列时，脸色因激动而有些发红，声音带着痛心疾首的颤音：
“陛下！太后！赵尚书、狄尚书、柳相之言，臣万万不敢苟同！科举取士，乃国家抡才大典，关乎士子心术、朝廷风气、天下文脉！所重者，乃是圣贤之道，经义文章！以此观其德，考其才，察其志！
若如赵尚书所言，增设什么‘器械营造科’，使匠作之事登大雅之堂，与骑射韬略并列，岂非本末倒置，使天下士子竞逐奇技淫巧，而荒废修身齐家治国之根本？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啊陛下！”
他话音未落，一位翰林院的老翰林也颤巍巍出列，他是三朝老臣，门生故旧遍布朝野，清望极高。“侍郎所言极是！狄尚书所谓‘明算’、‘明法’，不过吏胥之能，小道而已！
治国平天下，所赖者，乃是仁政德化，是圣人之教！若以锱铢算计、刑名律令为取士要途，则士风必坏，人人争为刀笔吏、算计徒，谁还肯埋头穷经，探究天理人心？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此方是士大夫之器！君子不器啊！”老翰林说到激动处，引用了《论语》中的名言，须发皆张。
“君子不器”四个字，如同一声惊雷，在朝堂上回荡。这是许多守旧派文臣心中最深处的信条和优越感所在。他们坚信，真正的君子，应该追求通才和大道，不应拘泥于具体的技能。
而算学、律法、乃至器械营造，在他们看来，都是“器”，是末流，是匠人和胥吏的事情。士大夫的责任是“治人”，而非“治于事”。
一时间，数名言官、御史，以及部分出身世家、以诗书传家的官员纷纷出言附和。
他们引经据典，从三代之治说到孔孟之道，痛心疾首地指责扩大专科取士是“重末轻本”、“败坏士习”、“动摇国本”，言辞激烈，仿佛此举一旦实行，煌煌大唐立刻就要礼崩乐坏，陷入万劫不复。
狄仁杰静静地听着，面色沉静。但熟悉他的人，如柳如云，能看出他下颌线条微微绷紧。待到反对声浪稍歇，他才再次出列。
这一次，他没有看那些慷慨激昂的老臣，而是转向御座，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沉甸甸的力量，清晰地传到每个人耳中。
“诸位口口声声‘君子不器’。”狄仁杰缓缓道，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晰，“然则，臣有一问。若君子皆‘不器’，或耻于为‘器’，那么，谁来治水？夏禹可否算‘器’？谁来理财？
桑弘羊、刘晏可否算‘器’？谁来断狱？皋陶、张释之可否算‘器’？谁来御敌？霍去病、李靖可否算‘器’？”
他目光扫过刚才发言最激烈的几位大臣，语气依旧平稳，却蕴含着难以言喻的锋芒：“莫非，治国安邦，只需要坐而论道的君子，而那些具体的事务，就任由所谓的‘小人’、‘胥吏’、‘匠人’去做？
然后，等事情出了纰漏，水利失修，仓廪亏空，冤狱丛生，边患频仍，君子们再出来空谈指责，说一句‘此非吾辈之责，乃有司之过’？如此，君子倒是清贵了，国家呢？百姓呢？
诸位读圣贤书，所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治’字，难道只是清谈空论，而无视钱谷刑名、甲兵水利这些实实在在的‘器’吗？”
朝堂之上，一片寂静。只有狄仁杰清朗的声音在回荡。不少务实派的官员，尤其是中下层的实务官员，听得胸中激荡，恨不得击节叫好。
而一些守旧派，则面红耳赤，想要反驳，一时却又不知如何驳起。
狄仁杰没有否定经义的重要性，而是尖锐地指出了“道”与“器”、“知”与“行”脱节的荒谬与危害。他以一连串反问，将“君子不器”这句话在现实治理困境前的苍白无力，暴露无遗。
赵敏适时补充，她再次举起那张画着器械草图的绢帛，语气带着军人的直率：“陛下，太后。边疆将士，用命搏杀，所持者，无非甲胄之坚、兵刃之利。一张好弩，关键时刻可抵十名勇士；一门利炮，可摧坚城，慑敌胆。
若无人精研此‘器’，使之更利更坚，难道要让将士们仅凭‘浩然之气’去抵挡敌人的铁蹄刀箭吗？‘君子不器’，难道是让君子们手无缚鸡之力，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