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机的轰鸣带来了生产力的飞跃，也带来了新旧生产方式更替时的阵痛。单纯的赈济或压制，并非治本之策。
就在他们紧急商议，试图为那些被时代车轮暂时抛下的人们寻找一条出路时，一个更为深远、也更为根本的矛盾，正伴随着财富的重新分配，在帝国的另一个领域迅速发酵、显现。
洛阳南郊，洛水之畔，一片名为“锦绣川”的沃土。这里水渠纵横，土地肥沃，出产的稻米和果蔬，历来是供应洛阳城和附近行宫的佳品。
往年此时，田间应是农人忙碌，准备春耕的景象。然而今春，锦绣川靠近官道的大片良田，却显得有些异样。
田埂上插着簇新的木桩，上面挂着“陈记”、“隆昌号”、“四海货栈”等字样的小木牌，取代了原来刻有“王家庄”、“李家庄”等姓氏的界石。
田间偶尔能看到几个短衣汉子在丈量土地，却不见往日耕种的自耕农身影。
附近村落的茶寮里，几个老农打扮的人愁眉不展地围坐，唉声叹气。
“老张头，你那二十亩上好的水浇地，当真卖了？”一个皮肤黝黑的老汉问对面闷头抽烟的老者。
被称为老张头的老者，把旱烟杆在鞋底磕了磕，火星四溅，声音苦涩：“不卖咋整？‘隆昌号’的刘管事，开价一亩地比市价高出三成！现钱，当场点清！
我儿子在城里木器行当学徒，眼看要说亲，正缺一笔钱。我那地，累死累活一年，刨去种子、赋税，能剩下多少？卖地的钱，够在城里盘个小铺面，让儿子有点基业了。”
“唉，话是这么说。”另一个老汉接口，“可地是咱庄稼人的根啊！卖了地，咱以后吃啥？指望城里那铺面？万一赔了……”
“赔不赔的，总得试试。”老张头叹口气，“再说了，不卖也不行啊。你没见隔壁李家庄的李老四？他家那三十亩地，被‘四海货栈’看上了，死活不肯卖。结果怎样？
人家不知走了什么门路，县里忽然就说他家田契有问题，要重新勘验，还说他家历年积欠了水渠修缮钱！硬生生逼着他低价转手了！胳膊拧不过大腿啊！”
“这帮子奸商！原先不过是些贩货跑船的，如今仗着给朝廷修铁路、开工坊，赚了几个臭钱，就来祸害咱们庄稼人！”
黝黑老汉愤愤不平，“他们懂什么种地？买了地去，还不是租给佃户，收更高的租子？或者干脆囤着，等价钱更高了再转手！苦的还是咱们！”
“谁说不是呢！听说城里那些做大买卖的，都在抢着买地，尤其是洛阳、汴州这些好地方的田地。价钱一天一个样！原来那些有地的老爷们（中小地主），要么也扛不住高价卖了，要么就跟他们争，听说还闹出过官司！”
类似的场景，不仅发生在洛阳近郊。
山东青州，一处盛产丝绸的庄子，本地一个传承数代的缙绅家族，正与来自登州的海商巨贾陈家，为争购毗邻的五百亩桑田闹得不可开交。陈家开出的价码，让缙绅家心动不已，但祖产又不愿轻易放手。
河北真定，一处临近官道的熟地，被经营铁器发家的山西商人看中，欲建一处货栈和车马行，与世代居住于此的几户自耕农发生冲突，商人疑似买通里正，在丈量土地上做了手脚。
土地，这个农耕帝国最根本的财富象征和稳定基石，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着在工商业中迅速膨胀起来的新富阶层手中集中。资本的洪流携带着蒸汽机带来的巨额利润，开始猛烈冲刷旧有的土地占有格局。
这既挤压了原有自耕农和中小地主的空间，也开始触动那些依靠土地收租和地位的传统世家的利益，更埋下了失地流民增多的隐患。
庆福宫的书房里，李贞正在听柳如云禀报近期户部汇总的田亩交易情况。巨大的书案上摊开着数卷文牍和图表。
柳如云今日穿着正式的绛紫色官服裙裳，头发一丝不苟地绾成高髻，插着一支简洁的玉簪，脸上脂粉淡施，眉眼间带着连日操劳的倦色，但眼神依旧清亮锐利。
她指着图表上一条陡峭上扬的朱红色曲线，声音平稳清晰：“陛下请看，这是永兴元年至今，洛阳、汴州、郑州等河南府核心五州，非农户，主要是无官身、无世爵的工商富户。
他们购置上等田产的交易宗数和总亩数，去年比前年增加了三倍有余，今年开春至今，势头更猛。交易均价，也被他们抬高了近五成。”
她又指向另一份文牍：“这是各地报上来的田产纠纷案卷，近三个月，涉及富商豪贾强买、巧取，与本地农户、中小地主争讼的案子，比去年同期多了十七起。山东、河北、乃至淮南，皆有呈报。”
李贞靠在椅背上，手指轻轻敲着扶手，目光落在图表那刺眼的红色曲线上，没有立刻说话。
“工商兴利，富国强兵，是国策。这些年，朝廷放开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