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事，我管定了。不光是为了冷军，也为了你们这些还在喘气的人。”

    赵红旗愣住了：“林厅长，你……”

    “我也是军人的儿子，我父亲参加过抗美援朝，负过伤，转业后在工厂干了一辈子。他临死前说，他最对不起的，就是那些牺牲的战友。他说，活着的人，得替死去的人活好。”

    赵红旗眼圈红了。

    离开深圳时，林国栋在车上沉默了很长时间。

    小陈小心翼翼地问：“林厅，还继续找吗？名单上还有九个人。”

    “找，一个一个找，一个不漏。找到后，做两件事：第一，收集赵育良的线索；第二，整理这些老兵的生活现状。”

    “整理这些干什么？”

    “向上反映。”

    林国栋看着窗外飞逝的城市，“两个小人物的案子扳不倒赵育良。但如果我们手里有十几个、几十个被遗忘的英雄，有他们的血泪控诉，那就不一样了。”

    “可是林厅，上面会管吗？”

    “不管也得管，我们是保护人民的。如果连保护过人民的人都保护不了，我们还穿这身警服干什么？”

    小陈不说话了，只是用力点头。

    回到省城时，已经是晚上十点。林国栋没回家，直接回了办公室。

    他打开电脑，开始写报告——不是关于赵育良的，而是关于1985部队老兵的。

    标题是：《关于部分退役军人生活困难情况的调研报告》。

    第一段，林国栋写道：“他们在最好的年纪为国戍边、出生入死，却在中年时被生活压垮了脊梁。这不是某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群体的困境……”

    写到凌晨三点，林国栋才停笔。

    看着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文字，突然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国栋啊，当官要凭良心。良心这东西，丢了就找不回来了。”

    林国栋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点了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