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商议和准备的时间。几位阁臣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知道此事已成定局，关键在于如何将皇帝的意图落实为稳妥可行的方案。张华率先躬身：“陛下深思熟虑，老臣等必当竭尽全力，会同诸部，拟定详案，务求稳妥。”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一场关于帝国农业管理架构变革的顶层设计，就在这七月闷热的政事堂内，拉开了序幕。

    几乎就在阁臣们领命开始琢磨那些繁琐章程的同时，数千里之外的关中平原，又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时值盛夏，正是秋粮作物生长的关键期，也是农活相对繁重的时节。午后炽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渭水边的一片田畴里，粟苗已有尺许高，绿油油地连成一片，在热风中泛起微微的波浪。地头一棵歪脖子老槐树下，几个刚刚忙完一遍除草、施肥活计的农人正趁着难得的荫凉歇息。他们大多赤着上身，皮肤被晒成古铜色，汗水顺着结实的脊背往下淌，在地上洇出深色的痕迹。一个约莫五十来岁、被大家称作“老秦头”的农人，正就着瓦罐里浑浊的凉水，啃着一块杂面饼子。他脸上的皱纹如同干涸的土地，深深浅浅，记录着与天地讨生活的漫长岁月。

    这时，村里那个识得几个字、经常帮着里正跑腿的年轻后生栓子，呼哧带喘地从田埂上跑来，一屁股坐在树荫下，抓起别人的水罐猛灌了几口，然后抹着嘴，带着几分神秘又几分不以为然的口吻说道：“嘿，老秦叔，六叔，你们猜我今儿跟里正去乡上，听到啥新鲜事儿了？”

    “啥事儿？总不是又要加派徭役吧？” 旁边一个被称作六叔的汉子瓮声瓮气地问，语气里带着惯常的戒备。

    “不是徭役，” 栓子摆摆手，“听乡上的税吏老爷跟人闲磕牙，说是洛阳城里的皇上和那些大官老爷们，正在商量要搞个新衙门！”

    “新衙门？管啥的？管咱们多交皇粮？” 老秦头慢悠悠地嚼着饼子，头也不抬。

    “说是……专管天下农事的！叫什么……‘农政司’！” 栓子努力回忆着那个对他而言有些拗口的词，“就是把原来管种地的、修水渠的、发粮种的啥的，都归到这个新衙门管！”

    树荫下安静了一瞬，只有知了在拼命地叫。几个农人面面相觑，脸上并没有栓子预期中的惊奇或兴奋，反而是一种更深的茫然和漠然。六叔嗤笑一声：“我当是啥呢。管它叫‘农政司’还是‘庄稼部’，跟咱有啥关系？官府衙门多了去了，换了个名头，还不都是收粮要税的主儿？”

    老秦头咽下最后一口饼，拿起汗巾擦了擦脖子上的汗，浑浊的眼睛望着远处绿油油的粟田，半晌才嘟囔道：“栓子，你念过两天书，叔问你，这新衙门，是能把渭水的水乖乖引到咱地头，不让它旱着？是能让粮铺的粟米价钱稳住，别等到收粮时跌成粪土价？是能发下又好又便宜的种子，不让黑心商贩拿陈年瘪谷糊弄人？还是能管住那些下乡来的胥吏，别变着法儿加征‘火耗’、‘脚钱’？”

    栓子被问得一愣，挠了挠头：“这……税吏老爷没说那么细。就说以后管农事更专门了，兴许……兴许是好事？”

    “好事？” 老秦头摇了摇头，脸上皱纹更深了，“娃啊，你年轻，经得少。咱庄稼人不懂那些大道理，也不管朝廷里谁管着啥。咱就知道，春天种子能及时撒下去，夏天水渠里有水浇地，秋天粮食能卖个公道价钱，冬天屋里有余粮不挨饿，这就是最大的好事。哪个衙门、哪个老爷能让咱把这四样事办踏实了，咱就念他的好。要是换了个名头，该旱还是旱，该贵还是贵，该压价还是压价，那别说‘农政司’，就是叫‘菩萨司’，对咱来说，也跟田埂上的土坷垃没两样，不顶饭吃，不顶衣穿。” 他顿了顿，拿起靠在树上的锄头，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土，“歇够了，该去东头那块地看看了，那儿的草比苗还凶。栓子，你有那闲心打听新衙门，不如多想想你家的粪肥攒够了没有。” 说完，佝偻着背，一步一步走向那无边的绿野。其他几个农人也纷纷起身，扛起农具，跟着老秦头走向田间，很快，他们的身影和注意力，就又完全被那些需要精心侍弄的庄稼所占据。对他们而言，头顶的烈日、脚下的泥土、手中的锄头，才是真实不虚的世界。洛阳城中那些关乎机构变革的宏大议事，如同远处天际隐约的雷声，或许预示着风雨，但终究隔着一层，远不如眼前这片粟苗是否需要再浇一遍水来得紧要。老秦头那几句朴素的嘟囔，却像一面镜子，清晰地映照出所有自上而下改革的最终试金石：它是否真正触达了泥土，是否真正改变了田垄间的命运。这无声的疑惑，比政事堂内任何一场激烈的辩论，都更沉重，也更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