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又说：“灾后，官府贷种子给灾民，免息三年。今冬又以工代赈，组织灾民修路、筑堤，发给钱粮。这些开支，都记在账上。”
吏部官员们仔细核查账簿。确实，河北道今年赋税收入大减，但支出大增。按照旧的考课办法，这样的政绩肯定是不及格。但新规有“特殊情况”一项：若遇天灾，不以户口、垦田、赋税增减为唯一标准，而以救灾成效、社会稳定程度为主要依据。
“教化方面呢？”一位吏部郎中问。
张猛挠挠头：“这个……灾年，读书的事就顾不上了。官学还在办，但学生少了三成。不过各州县组织了‘农桑讲习’，教百姓抗旱作物种植、治蝗方法，这个算不算教化？”
卢钦沉吟片刻：“算。教化不止诗书礼乐，教民求生技能，更是大教化。”他在簿子上记了一笔。
最终，河北道的评定出来了：户口项，下等；垦田项，下等；赋税项，下等；狱讼项，中等；教化项，中等。但加上“抗灾成效显着”的加分，综合评定为中等。
张猛对这个结果还算满意。灾年能得中等，已是不易。
考课从清晨持续到黄昏。各道情况不一：江南道风调雨顺，各项数据都漂亮，综合评定上等；山南道茶叶丰收，但有一县县令贪墨被查，拉低了整体评分，得中等；陇右道边疆不稳，军事开支大，但边境贸易活跃，赋税反增，得了中等偏上……
最引人注目的是岭南道。那里地处偏远，向来被中原视为蛮荒之地。但今年的考课数据让人眼前一亮：户口增长虽不多，但海外贸易带来巨额关税；教化方面，不仅建了官学，还设了“蕃学”，教外商子弟汉语汉字，同时派人学习南洋语言；狱讼方面，因涉及蕃商纠纷，摸索出一套“华蕃分审，律例兼顾”的办法，被卢钦特意记下，说要推广。
夜幕降临时，一天的考课暂告段落。各道朝集使退去，吏部官员们却还不能休息——他们要整理今天的记录，撰写初步的考课报告。
卢钦回到自己的值房，揉了揉发涩的眼睛。书吏端来热茶，他慢慢喝着，回想着今日的种种。
新式考课实行三年了，效果逐渐显现。最大的变化是，官员们不再只盯着赋税和户口——那容易催生苛政和虚报。现在他们要操心的事多了：要劝课农桑，要兴修水利，要公正断案，要教化百姓。每一项都有量化指标，每一项都要有凭有据。
当然，弊端也有。有些官员为了政绩，开始“造数据”。比如江南某县，去年上报新垦田万亩，结果派人去查，发现是把荒了多年的老田重新丈量一遍，就算“新垦”了。那县令已被革职查办。
还有的官员过分追求“教化”指标，强令百姓送孩子入学，甚至摊派买书钱。这些，都在考课中会被扣分。
“尚书，这是今日的汇总。”吏部侍郎送来一叠文书。
卢钦翻开看。开元三年，全国三百余州，考课上等者四十七州，中等二百一十六州，下等五十二州。下等州中，有三十州是因天灾，十二州是因官员贪腐或无能，还有十州是边疆战乱地区。
“下等州的刺史、县令，按例要降职或革职。”侍郎说，“但其中因天灾的，是否可从轻？”
卢钦沉思良久：“天灾不可抗力，但救灾不力就是失职。这样，凡因天灾评下等的，刺史留任观察一年，若明年能恢复，可不追究；若明年仍无起色，两罪并罚。”
“那贪腐无能的……”
“一律按律处置。”卢钦语气坚决，“陛下常说，治国先治吏。吏治不清，什么良政美意都落不到实处。”
侍郎点头称是。
卢钦又翻到另一页，那是各道推荐的“卓异官员”名单，共八十七人。这些人都是在某方面有突出政绩的，比如淮南道那个判案如医病的刘县令，比如岭南道那个创办蕃学的刺史，再比如河北道那个组织抗蝗的张猛。
这些人，吏部要重点考察。确实优秀的，将破格擢升。
“明日继续。”卢钦合上文书，“还有一半的州要考课。告诉大家，仔细些，不可马虎。我们笔下每一个评等，都关系到一个官员的前程，更关系到一方百姓的福祉。”
“下官明白。”
侍郎退下后，卢钦独自坐在灯下。窗外传来打更的声音，已经亥时了。他提起笔，开始写呈给皇帝的考课总奏。
“臣卢钦谨奏：开元三年天下官员考课已毕。纵观全年，上等州较去年增十一州，下等州减九州，吏治整体向好……然有不足者三：一者，边远州县教化仍弱；二者，新任官员实务经验欠缺；三者，考课指标或有疏漏，致个别官员投机取巧……”
写到这里，他停笔沉思。考课就像一面镜子，照出的不仅是官员的政绩，更是朝廷政策的得失。哪里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