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阳西斜时，大堂里点起了数十盏灯。各道巡察使陆续赶到，他们要面对面汇报，补充卷宗之外的情况。
江南道巡察使周泽第一个发言：“崔尚书，苏州刺史沈明远，各项数据都是江南道第一，但下官要参他一本。”
“哦？”
“沈明远为了政绩，强令百姓改稻为桑，说是收益更高。可江南水乡，宜稻不宜桑，今年桑树死了三成，百姓损失惨重。他却虚报桑田亩数，将死树也计入新垦。”周泽愤然，“此人善于钻营，与朝中多位大臣交往甚密。下官担心，考绩时有人为他说话。”
崔林脸色凝重：“有实据吗？”
“有。下官暗访了三个村，百姓敢怒不敢言，但账目骗不了人——苏州今年丝帛产量，比去年还少了一成。”周泽奉上证据，“这是苏州织造局的真实账目，与沈明远上报的相差三成。”
“好一个‘江南第一’。”崔林冷笑，“这种官员，不仅不能评优，还要严惩！”
接下来，各巡察使一一汇报。有人为属官请功，有人弹劾劣吏，有人反映新政在地方的实施难点。崔林认真听着，不时记录。
最让崔林动容的，是剑南道巡察使杨骏的汇报。杨骏是今年刚提拔的寒门官员，三十出头，说话还带着蜀地口音。
“崔尚书，下官要说的这位，是牂牁郡太守赵广。”杨骏展开一幅简陋的地图，“牂牁在西南边陲，山高林密，汉夷杂处。赵太守在那里九年，今年该轮调了。按考绩数据，他只能评‘中下’——垦田增百分之三，赋税完成八成，讼案……讼案就没几件。”
“那为何要特意提他？”
“因为下官亲眼所见。”杨骏眼睛发红，“牂牁那地方，九年前汉人不敢出城，夷人不敢下山，彼此仇杀不断。赵太守去了，第一年差点被毒箭射死。但他不气馁，学夷语，走夷寨，调解纠纷。三年时间，让汉夷通了市；五年时间，教会夷人种稻；七年时间，建起第一座官学，汉夷子弟同窗读书。”
他顿了顿：“今年下官去时，正赶上赵太守离任。汉人百姓送万民伞，夷人首领赠牛角酒——那是夷人最高的礼节。赵太守哭了，说‘我没什么政绩，九年只做了一件事：让汉夷不再互相杀戮，能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大堂里一片寂静。烛火在每个人脸上跳动。
崔林缓缓问：“这样的官员，按新规该如何评？”
李慎翻找条文，良久，低声道：“新规……新规没有相关条款。”
“那就加一条。”崔林站起身，走到窗前。夜色已深，远处传来辞旧迎新的爆竹声，零星而遥远。
他转过身，目光扫过大堂里每一个人：“诸位，考功司掌官员升黜，关系天下治乱。若我们只看数字，沈明远那样的滑吏就会得势，陈实、赵广这样的良吏就会被埋没。陛下推行新政，要的是实干之人，不是做账之官。”
他走回主位，提笔在《开元元年官员考功总录》扉页上写下：
“考绩之道，贵在察实。数字为表，民心为里；显绩易见，潜功难知。边塞苦寒、穷乡僻壤之地，尤当明辨。有功者不掩其瑕，有瑕者不没其功。务使野无遗贤，朝无滥竽。”
写罢，他放下笔：“李郎中，将赵广的考绩改为‘上上’，破格提拔为益州别驾。陈实、张彦等三十七人，皆按‘破格提拔’办理。沈明远、王伦等二十一人，革职查办。其余人等，依新规评定。”
“是！”
“还有，”崔林补充，“将赵广的事迹，单独整理成文，报送陛下御览。这样的官员，该让全天下知道。”
工作持续到子夜。当最后一本考绩表归档时，远处传来浑厚的钟声——新年到了。
吏部官员们互相道贺，陆续散去。崔林独自坐在大堂里，看着堆积如山的卷宗，忽然觉得肩上的担子轻了些，又重了些。
轻的是，有了新规，考绩有了依据，不再全凭人情和印象。重的是，这每一笔评定，都关系着一个官员的命运，关系着一方百姓的福祉。
他想起自己入仕时老师的话：“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考功者，当为天下择良吏。”
如今，他正在做这件事。
正月初一清晨，崔林带着《开元元年官员考功总录》进宫面圣。
司马柬在武德殿接见他。年轻的皇帝显然也没睡好，眼下有淡淡的青影，但精神很好。他接过厚厚的总录，没有立即翻看，而是问：“崔尚书，今年考功，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崔林沉吟片刻：“回陛下，臣最大的感受是……新政之下，好人能出头了。”
“哦？细说说。”
“往年考绩，多凭资历、人情、门第。寒门良吏，纵有实绩，也难获拔擢；世家庸才，即便无为，亦可安然升迁。”崔林声音渐渐激动，“今年不同。有垦田数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