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三好奇地摸那个测沙仪，铜器在阳光下泛着光。“这玩意儿……真能算出泥沙有几成？”
“能的。”陈灏耐心解释，“取一升河水，静置十二个时辰，泥沙沉底，清水在上。量一下泥沙体积，除以总容积，就知道含沙量了。咱们在不同的河段、不同的季节测，慢慢就能摸清黄河‘吃’了多少沙、‘吐’了多少沙。”
杜预补充道:“每个观测站配两名值守:一名工部派遣的技术吏员，负责记录数据；一名当地熟悉水性的河工，负责日常观测和仪器维护。数据每五日通过驿传系统报工部水司一次，汛期改为每日一报。”
他顿了顿，声音严肃起来:“陛下特意交代，《黄河水文志》不是锁在库房里的摆设。各州县河工官员，必须熟读本河段志书；新任河官到职，第一件事就是对照志书，实地踏勘本段险工。以后朝廷拨付治河款项，也要参考该河段历年水文数据——常闹水患的段，多拨；相对安稳的段，少拨。这叫‘按需治河’。”
议事一直持续到申时。当杜预终于宣布散会时，郭老三忽然站起来，深深鞠了一躬。
“郭老这是……”
“杜郎中，陈博士，”老河工的声音有些发颤，“老汉我十六岁就上河堤，今年五十六了。四十年里，见过三次决口，每次都死人，每次都毁家。朝廷年年治河，钱花得不少，可为什么还老是溃堤？老汉以前想不明白。今天听你们一说，有点明白了——咱们以前是等河病了才治，你们是要摸清河的脾气，让它少生病。”
他抹了把脸:“这《水文志》要真编成了，这观测站要真建起来了，以后……以后是不是就能少死些人？”
陈灏肃然起敬:“郭老，下官向您保证，格物院上下一定竭尽全力。”
杜预则走到郭老三面前，郑重地说:“郭老，您四十年看水的经验，会写进志书里，传给后世河工。您的名字，会留在工部档案中——不是作为普通河工，而是作为《黄河水文志》的采录人。”
老河工愣在那里，许久，眼眶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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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中旬，杜预带着初稿进宫面圣。
司马柬在清凉殿接见他。殿内四角摆着冰鉴，但皇帝仍是一身单衣，正伏案批阅奏章。见杜预进来，他放下朱笔:“《水文志》初稿完成了？”
“回陛下，陕州至洛阳段初稿已成，请陛下御览。”杜预奉上三册厚厚的线装书。
司马柬接过，没有先看正文，而是翻到附录。附录一:历年重大水患记录（泰始元年至开元元年）。附录二:各险工段老河工口述经验辑录。附录三:水文测量仪器图说。
他仔细看了附录二的序言，上面写着:“黄河之性，非一朝一夕可明。沿岸河工，世代与水相搏，所积经验乃至宝。今辑录于此，以补数据之不足，以传智慧于后世。采录人:陕州郭老三、孟津李石头、白马津赵老四……”
“好。”司马柬合上书，“这些老河工的名字，就该写进去。他们才是真正懂黄河的人。”
他这才翻开正文。第一章是黄河概说，第二章是流域地理，第三章开始进入核心——水文数据。表格一列列排开:历年月均水位、汛期峰值记录、泥沙含量季节性变化、冰凌期统计……每个数据都注明来源:某年某月某日、某观测点、记录人是谁。严谨得如同刑部案卷。
“这个‘流速-泥沙沉积关系表’很有意思。”司马柬指着其中一页，“流速低于每息三尺，泥沙开始沉积；低于每息二尺，沉积加速……这是怎么得出来的？”
杜预回道:“是陈灏博士带着学生在孟津段做的实验。他们在不同流速的河段投放等量泥沙，观察沉积情况，重复了上百次，才得出这个关系。陛下，有了这个表，河工就知道在什么流速下该加强清淤了。”
司马柬继续翻阅。他看到各险工段的“病历史”——哪里在什么年份决过口、口宽多少、淹了哪些地方、死了多少人、用了多少工料才堵上。白纸黑字，触目惊心。
“泰始六年，陕州决口，淹三县，亡四百余人。”司马柬轻声念道，抬头看杜预，“这种记录，以前也有吗？”
“有，但散落在各州县档案里，有些已经遗失了。”杜预答道，“这次编纂，工部发了严令，各州县必须将库存所有河工档案整理上报。有些被虫蛀了，有些被水渍了，书吏们一张张修补、誊抄……”他顿了顿，“陛下，臣在整理这些记录时，发现一个规律:但凡认真记录了前次决口详情、并据此加固堤防的河段，下次溃堤的间隔就长；而那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决口堵上就完事的河段，往往过不了几年又溃。”
“所以，”司马柬明白了，“《水文志》不仅要记录数据，还要记录教训。让后人知道，这里为什么溃过，后来怎么治的，治了之后管